党史校史研究室 欧七斤

1902 年 11 月，南洋公学全校 200 余名学生为反抗校方的专制行为而集体退学事件，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发生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事件导火线是一只普通的墨水瓶引发了激烈的师生矛盾冲突，故被称为“墨水瓶事件”。

缘起 ：师座上的墨水瓶

11 月 5 日，下午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后，中院五班国文教习郭镇瀛来到教室上课，见教师座位上摆着一个洗净后装满清水的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有意捉弄嘲讽他胸无点墨，随即勃然大怒，责骂学生不敬师长，并疾言厉色地追究肇事者。全班学生无一人承认。于是郭就严令座位离讲案靠近的伍正钧（后改名伍特公，近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三日内查明作复，迟则重罚。

事件的主角之一郭镇瀛，江苏如皋人，秀才出身， 1899 年 6 月进入师范院，后兼任中院国文教习。其弟郭镇清，举人出身，同在师范院并任国文教习，校内人称“大郭”、“小郭”。两人深受纲常名教思想侵染，严守儒家道德规范，对于学生追求平等自由学说大为不满，见阅读新书报或谈论时事者一概加以禁止或斥责。他们被学校认为“正派”教习而加以信任，却为其他进步教习及各班学生所不满。加上郭镇瀛所教《大清会典》和《圣武记》，内容陈旧，宣扬忠君思想，普遍不受学生欢迎。又因他的脸长得像英文字母“P”，学生便私下里称他“P 先生”。这天他“见这墨水瓶有些象形，不免勃然大怒，”一定要追查到底。

三天期满，郭问及此事，伍正钧仍以不知实情回告，被记大过一次。11 日，在郭的恐吓下，年纪较小的杨姓学生诬告墨水瓶系与自己素来不睦的伍正钧所置。郭镇瀛据此报告公学总办汪凤藻，要求将伍正钧及坐在他两旁“知情不报”的同学陈承修、贝钧一并开除。11 月 13 日，学校当局不经调查，即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为由，布告开除伍正钧等 3 人，并给同班其他学生各记大过一次。

此举引起五班学生一片哗然，一则为三人无辜开除及每人记过鸣不平，二则痛恨郭镇瀛压制学生，三则憎恶杨姓同学诬陷好人。当时该班学生仿照《新民丛报》倡议，已成立“宿舍会”，遇事能团结一致。当晚五班学生开会决议，申请学校收回成命。还未散会，学生休息室中又贴出开除五班全体同学的布告。原来郭镇瀛闻听学生开会的消息，即报告总办说五班学生集众开会，酝酿非常举动，应全数予以开除。另有一位教习在汪总办面前说 ：“近日学堂与科举同价，招生甚易”，也建议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汪听信他们的意见，作出开除五班学生的决定。

五班学生见已无法挽回，决定翌日全体离校。其他各班同学闻此消息，非常愤慨，劝说五班暂缓此举，商定次日与总办交涉。其中以民主思想浓厚的特班学生最为积极，此前特班生有要求被否决，已不满于汪凤藻。事件爆发后，贝寿同、钟枚、殷崇亮、胡敦复等特班、政治班学生即率先而起，召集学生开大会，领导中院、外院学生进行抗争。由此，事件扩散至整个公学。

激化 ：集体退学离校

11 月 14 日，特班、政治班、中院共 8 个班级学生举行罢课，各班学生推举代表至总办住处声辩，要求校方收回开除五班全体同学的布告，辞退郭氏，开除杨姓同学。总办不允，并责令学生向郭请过。五班学生愈觉不平，一致决定次日退学，以示抗议，并到各班举行告别演说。全校学生议定第二天再向总办申诉。15 日，全校 200 余人同往总办处，被拒之门外。学生一再诉请，终被允许各班派代表一人入内。学生代表恳切陈辞，要求挽留五班学生。总办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为由，坚持开除五班全体学生。学生们据理力争，总办不为所动，大发雷霆，决意开除，以儆效尤。现场对立情绪十分尖锐，部分过激的学生砸碎了总办楼房的窗户玻璃。

交涉无结果，学生在大礼堂举行大会，义正词严地宣称 ：“学生者，国家所以生存之要素。今教习悍然以奴隶待学生，为种种之束缚。总办复顽钝，欲抑制学生言论之自由。是等奴隶教育，凡为国民，谁能堪之，我辈居此，何为者？”会议决定当天下午排队到公学最高负责人、督办盛宣怀寓所请愿，作最后的努力。学生们到了位于斜桥的盛公馆后，盛宣怀推说丁父忧期间不便见客，派人出来安抚学生说 ：“你们好好回去，明天总有办法的”。大家遂回校收拾行李，准备集体离校。

特班总教习蔡元培试图转圜，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学生们约定 ：“明晨十点钟前，总办去则某等留，否则某等行已决”。蔡元培当晚即去见公学督办盛宣怀，盛却以别有要事为借口，避而不见。16 日晨，各班学生 200 余人在操场上整装列队，等候交涉结果，10 时无回音，11 时仍无回音，于是学生们就三呼“祖国万岁”，按从低到高的班级顺序，“少者在前，长者殿后，车声碌碌，人影纷纷，一股很长的蚁阵，遂出南洋公学的大门，逶迤向东北方向而去。区区大厦的西南角上，只剩了八九个老师范生倚窗远眺，连连长叹。”据当事人张星烺称 ：“高班并组织纠察队，督促小班生速走”。蔡元培出于爱护学生，出面调停，但有些教习却认为，学生特别是特班生平日里受了蔡元培提倡自由民权影响，才敢于与校方作公然对抗。蔡元培愤然不已，引咎辞职离校。

汪凤藻、郭镇瀛见事情闹大，不辞而别，一走了之。午后，盛宣怀得知事态失控，才赶忙派文案张美翊持亲笔慰留书前来安抚。这时学生已大半出校，难以挽回，张美翊遭到过激学生的辱骂，慰留书也被撕毁。出校学生步行至静安寺张家花园，由特班学生贝寿同向公众宣布退学缘由，指斥教习、总办待学生如奴隶，压制学生言论自由。演说完毕，集体摄影一帧，并聚议善后事宜。

参与墨水瓶事件的退学学生来自特班、政治班各一班，中院六个班级共八个班级，出校时二百余人，部分学生走至中途又折返回校了。实际退学人数，据 11 月 20日《苏报》公布的《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名单》，共有 145名。其中贝寿同、钟枚、殷崇亮、胡敦复等 4 人，另有穆湘瑶、俞子夷、钱伯圭等少数学生，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充满着反对专制的激情，他们多集中在特班、政治班与中院高年级，是退学事件中学生的领导核心，也是促使成立爱国学社的组织力量之一，被冯自由称为“退学生之有力者”。其余学生参加学潮，追随前者，大致是“由其屈于抑制者半，由其得于学问者半”。退学学生为“不肯受龌龊教习，糊涂总办之压制”，毅然抛弃“上之可以游学欧美修专业之门，下之亦可以咨送京师大学堂为干禄之梯”的个人前程，义无反顾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些退学学生不少人也是组建爱国学社的主要骨干成员，由此成为我国近代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史上的先锋人物，理应名载史册。

善后 ：组建爱国学社

退学学生一时激愤而出，并未预想过出校后如何办法，加上年幼者不能自我照顾，暂住旅馆者因费用紧张准备返乡，不免有些人心浮动。一道出校的蔡元培对大家说： “不要散，我们组织一个学校。”离校特班生黄炎培在《八十自述》中说 ：“蔡元培师召特班生谈 ：‘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同学中对某一门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

于是，特班生依照蔡元培的意见，出面筹划自办学校，他们想自办一所“共和学校”，可苦于没有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予以帮助。中国教育会成立于 1902 年 4月，由蔡元培、蒋智由、叶翰蓝等人发起，蔡元培任会长。为了帮助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渡过难关，中国教育会决定收留学生。11 月 19 日，教育会与退学学生集议张园，决定创办爱国学社。然而，成立仅半年的教育会自身也没有经费，会长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刚到上海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元培挥泪嘱托他人代办丧事，然后义无反顾，登轮而去。11 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章炳麟、黄炎培、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师。

爱国学社的成立不仅使退学学生有了一个求知的场所，也是蔡元培等人实施民主教育的试验田，更是开辟了一块传播自由思想的新天地。爱国学社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学社最富特色之处就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学生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住宿生也实行自治，高年级学生还充当低年级的教师。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校内师生们经常聚议时政，高谈革命，民主自由气氛颇为浓厚。学社还出版《童子世界》，鼓吹革命。爱国学社“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1903 年 5 月爱国学社部分师生还参与了《苏报》的编辑事务，使之成为学生发表言论的园地。不久，《苏报》因刊载邹容的《革命军》而遭到清廷的查封，章炳麟被羁押，邹容死于狱中。爱国学社亦因“苏报案”受到牵连，于同年７月被迫解散。特班生殷崇亮得知学社解散，愤而投水自杀。

部分离社的原南洋公学学生胡敦复、邵力子、项骧、沈联等经过蔡元培介绍，到徐家汇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捐出家产，于 1903 年就徐家汇天文台余屋设校，定名“震旦学院”，原南洋公学特班生项骧帮助马相伯办学最为得力。1905 年，因不满教会对震旦的干涉，马相伯率部分师生离校，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

由一只小小墨水瓶引发的这场风潮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进步舆论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很高评价。《苏报》从11 月 20 日起，特辟《学界风潮》专栏，率先声援南洋公学学生的正义斗争。《新民丛刊》发表署名“爱国青年”的文章《教育界之风潮》，则更将此事件喻为“一声霹雳”，称“公学革命，其中国革命之先声乎？其黄种革命之影响乎？”在“墨水瓶”事件的影响下，1902 年至 1903 年，浙江浔溪公学、江南陆师学堂、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蕙兰书院等相继发生学生退学、罢课、集会等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一时酿成声势不小的“学界风潮”。

转向 ：公学由政学而实学

墨水瓶事件发生后，督办盛宣怀大为震惊，数年来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南洋公学竟然在一日之间人去楼空，作为大学预备的中院生几乎全部散尽，特别是他寄予厚望的特班、政治班学生竟在事发后带头闹事 ；还有，被他视为“学术闳正、兼贯中西”、“视事以来生徒翕服”的总办汪凤藻既无力化解冲突，又在事后不辞而别。事发当天，他的侄子、中院四班生盛观颐从学校返回到府上，盛宣怀见之大怒：“他人毁我面子不论，儿侄辈也敢毁我面子耶！” 说着拿起一把刀就要杀他，吓得盛观颐急忙返回公学。

震怒之余，盛宣怀便采取多种善后措施，以使濒临关门危险的公学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退学事件发生后，引发全国新式学堂的学生反抗专制的学运高潮。很多守旧官员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停办新学，不少新式学堂因此停办。作为学潮的重要起源地，南洋公学受到外界更大的压力。盛宣怀对此深为痛心，指出停废新学是因噎废食之举，应向学生灌输实学以端正学风，从而避免学潮，同时表示自己所设南洋公学绝不停办。他对张百熙等说 ：“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公学生死存亡的关头，盛宣怀“始终不肯退步”，执意使公学传承不辍。

屋漏偏逢连夜雨。墨水瓶事件过后，又逢盛宣怀所管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被袁世凯接管，袁指示两局停拨公学经费，试图迫使“盛系”南洋公学停办。1903 年 1 月 24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称听闻南洋公学已经散罢，能否趁此停办？如不停办，只好另请筹款续办，轮电两局似不应再行拨款。盛宣怀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停办南洋公学的意见。 2 月 3 日，他在给袁世凯电文中说，南洋公学去年底学生与教习之间小有口舌，旋即安静，并未罢散 ；坚决表示如果经费无着，也要将公学支撑下去。

在双重压力下，盛宣怀对公学进行重大整顿。在办学规模上，公学缩减规模，仅留附小、中院各班作为发展根本 ；在办学方向上，公学改变原先拟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以为学生在学习这些科目时更容易倾向自由平等，从而发生学潮，此后公学应“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与诸生言则谆谆勉以科学，不讲哲学”。将南洋公学办学宗旨更改为 ：“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主义。”在此思想指导下，南洋公学将原设政治班，养精通商学的实业人才。1905 年后，公学相继改归商部、邮传部、交通部，则完全转向实业工程学科，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