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与北岛在一起，都必然会谈起顾城，感慨与伤感顾城的离去。

今年，已是顾城离去的第二十个年头了。当年他把自己定格在 37 岁，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感觉他还是那样年轻。

北岛是我和顾城的共同的大哥，他一再嘱咐我，写一写顾城在上海的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完成这个回忆了。

二十年前，当顾城与谢烨的噩耗传来，就有些熟悉的媒体要求采访我，其中有些记者与编辑还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都婉言谢绝了他们，因为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噩耗，我无从说起，也害怕说起，因为顾城与谢烨，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在那样的时刻，我说什么都不合适，都可能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感谢北岛的鼓励，二十年后，让我终于有了内心的力量，再说起顾城。

当年，顾城告诉我，他买下了一个小屋，位于长宁区的武夷路，花了四千多元钱，他打算搬到那里去住，因为那里靠近谢烨的家，他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看。

我和顾城一起去了武夷路，顾城购置房屋的地点在武夷路靠近中山西路的那个位置，在过去的长宁区足球场的旁边，是在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平民住宅区域，进入这个区域，看到房子密密麻麻，房子的高低也参差不齐，里面的路也因为有许多搭建房屋而显得很窄。

顾城购买的房屋，似乎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一个简易小屋，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从一条很窄的小弄堂进去，进入一道门，里面有个上海人称之为天井的空间，边上是煮饭的地方，里面就是一间上下两层的屋子，下面一层大约十五平米，上面一层其实是阁楼，更小些。

我和顾城开玩笑，说这其实是一个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也很认真地告诉他，如果要住，必须要修缮，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修缮，因为这房子的结构是竹子与砖。他说他也觉得房子需要加固和修缮一下，已经请了人来修。

顾城有些兴奋，因为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但又觉得修房子的事情很麻烦，毕竟他不擅长做这些很具体的事。当时，谢烨的弟弟，也在帮着顾城做联系安排修房子的事。谢烨的弟弟，一直很尊重谢烨与顾城，顾城与谢烨也很爱护这个弟弟，他们之间的亲情与眼神，让我印象深刻。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武夷路找顾城，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正准备离开，在弄堂口看见顾城与谢烨急急忙忙地提着很重的东西回来了，进了院子，他们把提的东西放下，在灯下，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为了修缮房屋，带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

两人气喘吁吁，先前的紧张开始松弛下来。谢烨笑着说顾城胆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怕了，顾城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说完了也大笑起来。但是他们俩看看拿回的黄沙水泥还不够，却又打算再去工地。我拦住他们，劝他们别这样再去工地冒险了，他们也不是干这事的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一个朋友，让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我用自行车运过去，顾城见了我，还开玩笑说我是避免了让他再犯错误。

房屋修缮好之后，顾城住进了武夷路小屋里，这似乎让他开始了焕然一新的生活，因为有了自己的居住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这个小屋是他居住与写作的地方，也是他与谢烨相会的地方。

这个武夷路小屋来过许多顾城的朋友与客人，北岛不止一次来看望顾城，前辈诗人王辛笛先生、姜金城先生也和我一起去看过顾城，记得还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德国汉学家来向顾城约稿。我也曾在这里遇到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

那时在这个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与快乐的气息。顾城也常常是戴着他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

我去武夷路小屋，常常见到顾城坐在天井里洗衣服，木盆里放着搓板，他在搓衣服。他说他洗衣服的诀窍是让衣服在水里多浸一会儿，这样脏东西自然会掉在水里，说这是科学方法，谢烨和我都说他这是懒汉理论。有时谢烨看不下去，就替顾城洗衣服。

顾城煮饭是烧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之后再放入一棵一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并自称是营养烹调，端出来招待你的时候，还显得很自豪。只有谢烨在的时候，可能会由谢烨把菜切成一段一段。

每周有几个晚上是谢烨去徐汇区业余大学读书的时候，顾城总是会在谢烨快放学的时候，赶去徐汇区天钥桥路的学校门口接谢烨，然后送谢烨回家。

顾城写过一首诗，“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他说是在接谢烨放学时的感受，因为谢烨出于羞涩，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有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在这首诗中，可以读到顾城那颗敏感的心，读到当时顾城与谢烨的恋人心态。

顾城告诉过我，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快些与谢烨结婚，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希望快些结婚成家。

我明白，他为了在火车上的神奇相遇而燃起的爱情，为了谢烨，来到上海，甚至买了房子住下，追求这场婚姻，但上海并不是他准备长期生活的地方。他是希望在完婚之后，把谢烨带去北京。

在与谢烨恋爱和追求结婚的过程中 , 顾城的没有固定工作始终受到质疑，顾城被认为有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不务正业。这给了顾城很大的压力，因为这关系到他与谢烨恋爱能否继续，当然也关系到他们能否喜结连理。

顾城在这种压力之下，更加发奋写诗，力求多发表诗以获得稿费，来证明可以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在武夷路的小屋里，他的写作非常勤奋，投稿也非常努力。

在武夷路小屋里，常常见到他把写好的诗，抄出许多诗稿，有些是送出去打印好，分开装在一个个写好地址的信封里，然后把几十个信封在桌子上一个叠一个地排开，然后用一支排笔，一下子给几十个信封的封口涂上胶水，之后再把信封的封口一个个封好，叠在一起。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像一个专业的工匠，很认真，别人也插不上手。

顾城很得意，说这是流水化作业。之后他就会把投稿信装进一个大书包，背着书包去邮局寄稿。那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很大，节奏很快，我们说他变得很敏捷，其实这一切源于他内心的压力。

记得当时的稿费很低，尤其是诗歌的稿费。一首诗一般也就是十几块钱的稿费，而且刊物还分级别，如果刊物级别低些，甚至只有七八块钱的稿费。顾城告诉我，他拿到的最低的一首诗的稿费，只有四块钱。

顾城所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是有人认为顾城有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需要去医院做检查。

顾城作为诗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为常人所难以理解。那些世俗常人当然不会理解，顾城竟然会为了一个火车上的邂逅，从北京跑到上海来买一所旧房子住下来追求爱情，也不会理解他没有去找一般的工作，是因为他有着对于诗的热爱，有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作为一个在追求理想的人，他必然会对世俗有毅然决然的背叛。

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的意见后，顾城很不高兴，他坚信自己没有病，他认为他与那些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是，他又很冷静地说，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愿意去医院检查，尽管谢烨也认为他不必要去，但他还是对我说他决定去。

我很想劝阻他，也几次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知道他这样去医院检查，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甚至会受到心理伤害，但是我更理解他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在追求爱情的结果，我明白他一定会去。

顾城勇敢地去精神病医院了，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是谢烨陪同顾城去医院做这个沉重的检查。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去武夷路小屋，顾城与谢烨已经回来了，他们一起在准备晚饭。

顾城和谢烨见到我就说，今天在医院里，顾城给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医生侃晕了，医生说你这样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啊，医生甚至说对于弗洛伊德，顾城懂得比自己多。

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检查，医生的结论是顾城没有精神病症。

尽管顾城与谢烨都很高兴，高兴医生证明了顾城的精神正常，高兴可以回绝那些对于顾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质疑，我还是深深感到顾城的不容易，感到他内心积压着的忍受，这种积压着的忍受会爆发吗？这让我很是不安。因为顾城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忍受的人。

顾城在上海武夷路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正好有许多时间与他讨论和交往，在一起常常会互相说起自己的经历与往事。尤其是白天，我们在武夷路小屋里，他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说起安徒生童话对他的影响，当然也说起许多的人与事。

顾城说自己小时候，妈妈曾经带着他一起，自己动手调制颜料，把一个褪色发白的军用书包染成另一种好看的颜色，这给了他最初的对于艺术创作过程的印象与想象。

顾城常常提起北岛，说北岛更像是他的老大哥，多次想方设法为他找工作，为他找到在外地的工作之后，还要到火车站去送他，临别时刻，还非常严肃地叮嘱他不要写错别字。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很敬重北岛，他认为北岛是儒家。

顾城把舒婷称为姐姐，他曾经为我朗诵过舒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 ：那一夜我仿佛只有八岁。

他也说起自己在乡下放猪的经历，以后做过木匠的经历，以及幼年时在家里墙上作画的经历，尤其是父母保护了他的这种在家里到处乱画的爱好，让他有了很大的艺术想象与表达的空间，我曾经到过顾城的家里，看到过他的家中壁画。

有一次，我和顾城一起参加了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马悦然夫妇在上海的餐会，记得是在陕西南路的红房子西餐馆，记得谢烨也去了，同时出席的还有诗人裘小龙。

马悦然夫妇对顾城赞赏有加，非常亲切，谢烨也与马悦然的夫人相谈甚欢。回到武夷路小屋后，顾城告诉我，马悦然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四川方言，而马悦然太太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唐朝服装，我们对他们夫妇的知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文化的热情很是钦佩。

我也和顾城一起去过位于上海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见了著名诗人姜金城与宫玺两位老师。

一个春天里，北岛作为中国报道的编辑出差上海，他与顾城、谢烨、王小龙、蓝色、董景黎，还有我，一起去过上海植物园春游，那天顾城与谢烨老是躲着我们，要去感受二人天地，不一会又悄悄潜伏回来躲在路边，埋伏在树丛后面，等我们走近，顾城用泥块袭击我们。我还记得他扔泥块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调皮学生。

顾城终于与谢烨结婚了，记得是在 1983 年。他们去了谢烨妈妈的老家乡下，顾城回来向我介绍过那里当地的民俗。

半年之后，顾城终于要离开上海，离开武夷路小屋了。

在去北京之前，他把一部分诗稿装在两个小纸板盒里，让我拿回家，寄存在我家里，我们的告别很简单，我和他都觉得他很快会再来的。

顾城说他走后，武夷路小屋会让谢烨的弟弟去住。从此之后，我也就再没有去过武夷路小屋了。

顾城回北京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去看过他与谢烨，也和顾城一起去看过一些写诗的朋友。

1987 年，顾城和谢烨在出国之前来到上海，那时我也已经成家。他们来我们家里看我们。顾城告诉我他要去德国的事情，担心有关方面不批准，也担心谢烨的签证。说回去就要赶快去办出国手续了，甚至说如果他自己办不成，如果谢烨能够办成，就让谢烨一个人先出国。

顾城说，他和谢烨到上海，是在出国前来与谢烨的妈妈、弟弟告别，为了与亲戚朋友告别，也想再去做几套他喜欢的银灰色的中山装。

顾城说自己出国之前，有些上海的朋友是见还是不见，他很纠结，希望听我的看法，见或者不该见，可以按我的意见去做。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是顺从他自己的内心吧，如果不想见就不见吧，以后还有机会。他听了很是释然，谢烨也很高兴，说顾城为这个想了很久。

顾城告诉我，他与谢烨希望乘着这次出国，在国外多待些日子，因为邀请他去访问的国家与机构很多。我还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不回来吧，顾城和谢烨都笑着说不会。

那时，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一语成谶。

离开我家的时候，顾城带走了他存放在我这里的诗稿。我一直送他们到楼下，他们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来的，谢烨把装诗稿的盒子放在了自行车上。

顾城还很正式地谢了谢我，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多年，很想能多在一起。我说等你回来吧。我还用了一句苏联小说里的话说 ：山和山无法相会，人和人总会重逢。

于是，于是，我与顾城与谢烨，就成了再也无法见面的山。 2013 年 9 月 19 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