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新中国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本期“交大记忆”带您走进邓小平与上海交大改革发展的故事。

倾听交大代表的呼声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上海交大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热泪满襟、激动万分地欢庆胜利。面对百废待举的教育事业，大家满怀热切期待，以“将荒废了的宝贵光阴补回来”的质朴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各项工作，调整课程、新编教材、埋头实验、坚持科学研究……交大校园内到处洋溢着忙碌又紧张的工作气氛。

1977 年复职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愿当后勤兵”，直接领导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这一年的8 月 4 日至 8 日，他邀请 33 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召开之前的 7 月底，上海交大接到上海市委要学校派代表与会的通知。党委决定派中年骨干教师吴健中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吴健中行前，党委又专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为吴在会上发言作准备。8 月 4 日座谈会开始的第一天，邓小平说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4日和 5 日的会议上，许多著名的老科学家和老教授纷纷揭露“四人帮”破坏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罪行，控诉了“四人帮”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残酷迫害，反映了我国科学工作与美国的差距。邓小平仔细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插话和提问。

邓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 9 月 19 日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根据邓小平讲话发表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精神传达到上海交大后，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激动、喜悦，迅即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上海交大党委积极组织全校师生投入到这一大讨论之中，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转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冲破“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粉碎了长期禁锢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来自中央的关心温暖着每一位交大人的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在交大校园内蔚然成风。广大教师纷纷表示 ：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

明确指示交大应组团访美

1978 年 9 月 29 日， 也 就 在 中 美 两 国 正 式 建 交 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上海交大在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指导和直接关怀下，通过在美交大校友会的联系安排，成功地组成建国以来第一个高校访美代表团——“上海交大赴美访问团”，顺利出访美国。

8 月 6 日上午，会议的发言内容转向教育战线。吴健中直接点明教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否定“两个估计”。他说 ：对教育战线“文革”前 17 年和“文革”10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 17 年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已明确是以红线为主，为何唯独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说“文革”时期“教育革命”成绩很大，大家都有怀疑。吴健中的发言道出了许多与会同志想说还没有说的话，会场顿时活跃非凡，坐在他前排的老一辈学者把他们的话筒递给他，其实他已有话筒。大家纷纷插话，用实际事例批判“两个估计”的错误。

在吴健中等人发言之后，邓小平当即说“17 年教育战线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在 8 月 8 日下午会议总结时，邓小平将否定“两个估计”作为座谈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并说 ：“对全国教育战线 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 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 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对教育战线上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进行了拨乱反正，坚定地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激起全体与会同志的强烈共鸣，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上海交大在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指导和直接关怀下，通过在美交大校友会的联系安排，成功地组成建国以来第一个高校访美代表团——“上海交大赴美访问团”，顺利出访美国早在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3 年9 月，旅美 1937 届机械系校友吴德楞托人转达向母校赠书的意愿及书籍目录 3 本，并表示 ：美国有交大校友 600余人，组成了交大同学会，希望与母校取得联系。但当时仍处“文革”期间，学校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未有答复。1977 年 10 月，学校为了重整旗鼓，非常希望了解国际的发展，恢复在开放的环境下办学的传统，再次向市委文教组、外事组上报请示。此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人们思想获得了很大解放，但到底如何打开多年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国门，面向世界，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仍是讳莫如深。

直至 1978 年 3 月，学校乘全国科学大会之东风，又向六机部提出成立上海交大对外科学技术联络处，并以上海交大名义组织赴美考察团的申请报告。在六机部部长、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柴树藩的直接推动下，访美一事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明确指示 ：“交大应与美国交大校友会取得联系，到美访问。”兼任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也给予了全力支持。6 月 27 日，六机部正式发文 ：“建议先由上海交大组织一个有名望老教授参加的 10 人小组前去美国，和那里的校友会以及对我友好的校友进行接触，了解一些情况，邀请他们来华讲学、旅游、交流技术资料，同时参观几个美国理工科大学，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肩负中央领导的重托，带着全体交大人的心愿，“上海交大赴美访问团”正式组建，开始了跨洋破冰之行。

访问团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书记邓旭初带队，副校长张寿，教授金悫、张钟俊、王端骧、陈铁云，副教授李铭慰、程极泰、高忠华以及张光曜、邢绛、王元兆等 12 人组成，成员以留美老教授为主体，中老年相结合。1978 年 9 月 29 日他们离开北京，经巴黎到达华盛顿，在美国访问了 47 天，于 11 月 19 日返回北京。访问团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共访问了 20 个城市、27 所高等院校、14 个科学研究所和工厂等单位，与 200 多位校友、140多位其他华人、200 多位美国朋友以及 60 多位台湾和香港在美友人进行了交流，介绍国内情况，增进了中美教育界的友谊，凝聚了交大海外学子对祖国和母校的拳拳之心。访问团在美国参观考察了许多学校和研究所，学习他们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看到国外发达的科技、先进的设备、殷实的财力，体会到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蓬勃发展，每一位成员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也更加深刻领悟到邓小平同志指示的内在含义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此次访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获得了多项实际成果。访问团和美国一些大学及研究机构签订了 10 多份学术合作协议 ；与美国密执安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路易斯·乔治·华盛顿大学 4 所大学结为“姐妹学校”，为今后学校与美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学校还购买了 4 台“王安计算机”和一套光纤模拟设备，建立了交大有史以来第一个计算机中心和微机研究室，这也是我国高校中首次引进计算机，为学校微机、图像、光纤等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交大组建教授团出访美国，在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不仅在美国教育界和在美华人圈内造成了轰动，而且在国内带来了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等报纸都作了专题报道。一个月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而此前，交大访美，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已经对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实践 ；以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使命充当起迈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排头兵，在教育界起到了对外开放的先锋作用。从此，中国大学与世界封闭、隔绝近 30 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教育工作者又能跨出国门与海外学术界恢复交流了。

 欣然接受捐赠“包兆龙图书馆”

“文革”之后，中央领导及老一代革命家对中国教育事业极其重视，十分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殷切希望高教领域改革开放的步伐能迈得快一些。197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亲自担任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出任副主任，即体现了中央领导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支持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

1980 年 10 月，应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的邀请，柴树藩赴日参加大阪造船厂为包玉刚建造的一条新船“世欣号”的下水、命名典礼。临行前他曾征求上海交大的意见，如果热心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包玉刚愿意捐助学校建设，希望捐建什么？学校研究后提出急需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图书馆。柴树藩采纳了学校的意见。庆典仪式结束后，他们在游轮上凭栏远眺，一起谈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柴树藩借机向包玉刚提出，在中国像上海交大这样一所著名高校还没有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希望他能为交大捐款建造图书馆。包玉刚当即爽朗地表示：“好啊，只要柴部长你一句话，叫我捐啥我就捐啥。”并接着问，“需要捐多少？”

柴树藩应道 ：“大概需要 1000 万美元吧。”

 “要那么多？”包玉刚问。

“你‘世界船王’捐建的图书馆当然要与众不同，应该是全国高校中最好的，你说是不是呢？”柴树藩笑着反问。

包玉刚略微想了想，点点头说 ：“对，就造最好的。”同时他提出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要求，即请用他父亲包兆龙名字命名图书馆。

柴树藩和学校领导从改善办学条件、振兴上海交大的实际出发，认识一致，积极向上级请示。

1981 年 7 月，包玉刚访问北京之际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面交关于捐赠的确认信函，邓小平欣然接受了包玉刚 1000 万美元的捐赠，同意命名“包兆龙图书馆”的要求，并对其爱国重教义举表示赞赏。由此开创了新中国教育界接受海外捐款和以人名命名建筑物的先河。

1985 年 10 月 27 日，包兆龙图书馆——一座功能齐全、设备先进的新型大学图书馆如期竣工落成。叶剑英元帅亲笔为图书馆题写了馆名。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由一座 18 层的主楼和 3 个各为 5 层、3 层和 2 层的辅楼组成。主体建筑高度为 73 米，当年仅次于上海邮电大楼、上海宾馆、国际饭店，居第 4 位。建筑总面积为26160 平 方 米， 占 地 面 积 5700 平 方 米， 可 容 藏 书 228万册。

在建造包兆龙图书馆过程中，由于学校的精打细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包玉刚的赠款有了积余。后来学校用此积余的捐款，于 1992 年在闵行新校区建造了一座14288 平方米的包玉刚图书馆。包兆龙图书馆和包玉刚图书馆的先后建成，为交大师生提供了一流的学习与研究场所，在学校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小平同志对于上海交大及高等教育事业无限关怀。

肯定上海交大改革，接见师生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始起步，但在高教领域，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依旧严重束缚着各高校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发挥。在此背景下，上海交大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破除僵化的管理模式，率先实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高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改革是继往开来，改革是除旧布新，所以改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上海交大校内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在风雨的洗礼中逐步走向深入的。通过改革，广大教职工身上蕴藏的能量极大地释放出来，振兴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有效地推动教学、科研改革和学科建设，促使学校教育事业出现了可喜变化。尽管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当时由于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对学校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因此，社会上对上海交大管理改革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正在这时，邓小平、万里、王震等中央领导先后亲切接见上海交大领导及师生代表，对学校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中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满意。来自中南海的关怀与支持使交大人难以忘怀，并引以为幸福和自豪，成为激励广大师生员工不断奋进的动力。

1984 年 2 月 16 日，时值正月十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的陪同下，在上海西郊宾馆接见大厅，亲切接见上海交大主要领导干部和教授、学生代表。邓小平虽已 80 高龄，但精神饱满，步履稳健，向等候在大厅的交大师生代表频频招手，并与他们一一握手。随后，邓小平、王震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阮崇武，同被接见的 53 位交大代表一起合影留念。当天下午，王震专门来校视察，带来邓小平对交大师生员工的热情问候 ：“邓小平同志对你们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王震还殷切勉励交大师生在改革中争取更大成绩，“学校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有障碍、有困难的，要坚持斗争。”

在邓小平、王震接见交大师生的前后，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几次会见学校有关领导，肯定“上海交大改革的路子是对的，应当支持”。1984 年 1月 21 日，万里在中南海办公室首次听取了邓旭初、刘克、朱雅轩等校领导汇报管理改革情况，强调“改革必须坚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并要求“教育要讲效益，多出快出出好人才”。同年 9 月 26 日和次年 10 月 22 日，万里又两次接见邓旭初等，听取关于学校人才和技术引进工作的汇报。

上海交大改革的探索及成功经验，不仅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赞许，还被直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加以充分肯定。1984 年 5 月 15 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内建设”一节提到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改革时指出 ：“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战线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定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一所高等学校的工作经验写入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对上海交大改革的肯定！

上海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对全国高校改革起到借鉴作用，因而在高教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很快，这股改革的热潮迅速从交大校园传遍上海，推向全国各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连载介绍交大改革见闻 ；中央、上海市各大报纸和电台纷纷报道交大管理改革，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全国有 20 多个省市、上千所学校和科研学术机构等单位领导要求学校前去介绍或来校学习经验。当时交大校园内出现了每天有络绎不绝的人群前来参观交流的盛况。仅 1984 年 3 月，应有关省市之邀，党委派人先后赴合肥、北京、河北、西安、兰州、广州等省市介绍学校改革工作经验，一百多所高校有数万人听取介绍。

捷报频频传来，犹如春风滋润着交大人的心田。全校师生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曾经走过的艰辛坎坷，曾经有过的苦辣酸甜，此时此刻，都化作无限的欣喜和激动，洒遍交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改革获得首肯的喜讯坚定了上海交大党政领导深化改革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师生员工的斗志。许多交大人表示 ：决不辜负党中央对交大的殷切期望，努力巩固和发展管理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认真实现 1983 至 1990 年总体发展规划，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