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谈『营改增』小结

1、谈“营改增”小结。就成本结构而言，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最大的不同是，绝大部分服务业企业的劳动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是占比最高的成本，这和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物料成本占比最高形成对比。我们知道，劳动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均表现为个人收入，因此，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获得分红或奖金，由此产生的个人收入也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正是因为考虑到服务业企业缴纳了公司所得税，以及占其营业额比重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在大部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企业是既不缴纳营业税，也不缴纳增值税的。这是我国基于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改革和现代税制建设需要借鉴和参照的做法。《东方早报》

2、谈“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不是“工业化”现代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是把握投入要素的转换，提高投入要素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都要通过提高服务投入率来增强各产业的产出能力和竞争力。《文汇报》

3、从战略高度促民间资本投资。民间资本投资，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民间资本投资和布局必须进行战略性规划。《东方早报》

4、面对利益冲突立场很重要。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就要“为民所用”；公共资源来自于“民”，也要“为民所用”。这应当是政府及其官员的基本立场。面对利益冲突，就要想到这一立场，并根据这一立场的要求处理问题，化解矛盾。《东方早报》

周林:中国要警惕『福利病』

近日，网易财经高端经济学家访谈栏目《意见中国》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周林院长。专访栏目就中国的经济政策、欧洲危机带来的教训等问题向周林院长提问。作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排名比较靠前的中国学者，周林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当今宏观经济趋势的看法，并解读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当谈及中国政府应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时，周林院长主张国富应让民富，政府应减税，将更多的钱交由老百姓手中支配。《意见中国》

吕巍:商学院国际化需找准自我定位

近年来，随着国内管理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探索自己的国际化之路。如何将MBA、EMBA 等这些“舶来品”，经过中国教育的润色，重新站上国际大舞台，彰显中国管理教育的魅力，是近年来不少国内商学院积极努力的目标。然而，国际化的道路并非坦荡无碍，国内商学院离真正的国际优秀商学院仍有差距。业界人士认为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商学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只有先知道“我是谁”，才能让更多的国内外权威人士知道“你是谁”。

“要完成商学院的国际化目标，一般需要三个阶段。”吕巍认为，首先是“学习”，走出去主动向国际一流商学院学习，进行合作办学 ；其次就是“互动”，随着自身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与国际一流商学院交流，共同办学 ；第三阶段就是“提升”，这一阶段才是真正跻身国际一流商学院队伍中的过程。“目前，我国国际化程度比较好的商学院，其实还停留在第二阶段，更多的商学院还停留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吕巍如此表示。“要让国际权威专家认可你，要吸引更多的国际生源，提升自己的国际化程度，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定位，要知道‘我是谁’。”吕巍向记者强调指出，“国际一流的商学院，都有着比较明确的自身定位，它独特的办学特色是提升学院国际地位的重要力量。”《国际金融报》

任建标:剖析星晨急便『猝死』之因

针对星晨急便创立初始曾提出的“云快递”概念，任建标认为，“他们只是借用了‘云’的概念，名字听上去固然美好，但对行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破绽或者运营难点所在。”这主要是这个模式需要依赖庞大的物流网络，缺钱成为必然。针对阿里巴巴的入股，任建标也直言不讳，“这说明马云对物流行业并不了解，物流业，尤其是快递与零担物流的本质特征是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物流企业应该是高科技知识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物流企业要靠网络与服务取胜，而不是靠低价取胜。最重要的是，物流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长跑而不是短跑。”陈平当初希望背靠阿里巴巴为量身打造业务的设想是一厢情愿。任建标如此分析。

业内知情人士曾透露，陈平希望通过收购鑫飞鸿赢得股东后续投资，跃居为国内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然而，不仅后续投资没有跟上，陈平还搭上了自己的养老钱。任建标认为，“这是当前快递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企业规模太小不具备网络效应，经营效益就差。所以，一些快递企业为了发展就必须要有规模。但随着规模扩大，经营风险不断提升，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管控体系，一旦某些经营环节出问题，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财务风险大大增加，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资金链断裂，然后倒闭。在欧美，企业主往往把资金链排在第一位、利润其次、规模最次。中国企业家恰恰相反，更喜欢贪大求全，规模第一、利润第二、资金链最次，快速做大必然致使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出现资金链断裂。”那么，最理想的快递业模式是什么？“眼下，加盟与代理的模式仍是物流企业发展中的一个网络与客户的积累阶段。最理想的快递业经营模式是以自营为主，代理为辅，但这条路将会比较漫长。”任建标坦言。《董事会》

潘英丽:人民币汇率的制度选择

潘英丽指出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国内主流观点是实施市场化改革，即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并最终走向自由浮动。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政府就应放弃干预，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需要弄清楚以下问题 ：1、汇率制度选择的目的或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在现行的全球外汇市场和国内市场结构下，市场化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否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 3、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关系？ 4、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国际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又是什么关系？

今天的国际浮动汇率制度已经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的管理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的政客通过指责别国的汇率政策转嫁国内矛盾显得无知和缺乏理性。当然人民币汇率需要与美元脱钩，并对美元和欧元升值，这将有利于降低原材料进口和资本输出，而且还有助于经济转型和维护国家长期利益。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与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混为一谈。一个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加入到国际货币行列将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也需要体现国际汇率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而不是加入无序的自由浮动。《金融时报》

于冷:理性看待农产品价格上涨

农产品价格短期的波动应该是正常现象，这既有农业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方面的规律。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包括农民的生产决策、天气、灾害、生产周期和季节性等因素 ；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如人口及其偏好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升等方面。此外，政府的生产补贴，以及流通体系的效率也都会影响最终农产品的价格。这么多的因素总会有些在变化，也就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短期是必然波动的。那么该如何理性看待大葱价格的上涨呢？一、不是个别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二、不是减少了流通环节就可以降低零售价格；三、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农产品很普通，农产品市场也很平常，但是农业市场经济已经运作得很有效率了，人们几乎很少会在超市、农贸市场上买不到所需要的农产品！人们对这种现象都习以为常了，以至于看到某些个别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觉得不正常。理性地想一想，现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只有农产品价格最低廉、涨价幅度最小了。相信市场、依靠市场，用平常心看待正常的农产品价格波动，用理性行为进行农产品生产、消费决策，农产品市场就会变得更加完善，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部网站》

余明阳:深度剖析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困惑与出路

对现在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而言，“子承父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第一选择。然而，“二世”是否愿意以及能否接好这个“接力棒”势必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教授带领团队对 182 家中国最优秀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在多家媒体以及论坛中深度剖析了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困惑与出路。一时激起千层浪，该调查结果被众多专业人士广泛引用并引发热烈讨论！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教授团队近期做的调查显示，仅 18% 的“第二代企业家”愿意并主动接班，82% 的“接班人”不愿意、非主动接班。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看到父辈们太多的辛苦与无助。余明阳指出，中国家族企业已经进入“二世”时代，在未来的十年内将全面进入接班时代，而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活跃的要素，其接班人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前途。

根据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对国内 182 家在各行业排名前 3 位的杰出家族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 52 岁，未来 10 年，都将进入或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力交接过程。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只有 18% 的“第二代”愿意主动接班。至于那些不愿主动接班的“富二代”，有的是对严厉、小气、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不想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他们往往更加钟情于“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VC( 风投 )、PE( 私募 ) 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新民周刊》封面、腾讯等）

孟宪忠: 谈『负竞争力』和『创新的差距、误区与突破』

1、孟宪忠教授在学界中第一个提出企业“负竞争力”概念，并提醒中国企业警惕负竞争力陷阱。孟宪忠对“负竞争力”概念作出解释 ：企业的本质竞争力是指企业在诚信前提下，以收益大于成本的方式，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 ；相反，单纯依靠外在的资源、政策、垄断、依靠原始需求、低成本红利、金融投机、依靠山寨、欺骗等手段一时获利的能力属于负竞争力。这一概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引发了媒体以及企业家们的热议！《中国青年报》

2、“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GDP 不等于国家竞争力，国家所处的产业层次和产业环节才是国家竞争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产业层次低、产业环节地位低。国家产业层次升级与产业环节优化的实质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孟宪忠表示。孟教授指出，不论从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提高创新能力本质上是知识形成、知识转移、知识运用问题，即信息与知识的 3C 问题。而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信息一体化，大家都可以及时获得大量信息、知识，计算机也成为每一个人的研究工具，所以个人、散客的创新主体作用日益重要，要特别重视发挥个人创新主体的作用。

孟教授还分享了重要的研究结论，即创新始于人性。“从莱特兄弟到波音，从乔布斯、到比尔 •盖茨，从 Google 两位创建者到扎克伯格，他们充满创造性的一生都是内在的创造激情所推动。我们缺少创造，首先是因为我们缺少创造的激情。我们在创造时太多的短期功利性目的。”

他指出，“误区”比“差距”离目标更远，我们应该研究在创新方面的不足，更应该认识失误，认识政府失灵（如政府负激励）等带给创新的损害。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和确立创新的方式。各国的创新实践都说明，在促进创新方面有时文化比技术、制度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有创新的愿景，形成鼓励自由、个性、包容的创新文化。《哈佛商业评论》、《文汇报》和《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