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演讲主题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 第一个框架就是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思考。但这个框架的内涵比较窄，纯粹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涵盖范围有限，当然我们也可以以发展的框架思考中国转型，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一个发达国家的过程。发展的概念可大可小，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发展属于经济范畴，和经济收入提高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现代化，或者说现代化体现在哪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二是生产组织，三是生活方式，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是采集和狩猎，技术非常简单。到了农业社会有了农耕技术，有了文明，因为有了剩余，可以养一些闲人、文人，或者祭祀，这改变了世界。到了现代有了现代工业，特点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形成一个小社区。比如我读书的地方在美国威斯康星，有一家很有名的做卫生洁具的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城，大家都生活在那里，房子也是企业提供的。另外一个城，它有一个人口和生产集中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司办的，年轻人唯一的理想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那家公司工作。而现代社会，我们发明了信息技术，突然发现不需要大家在一起工作了，可以在家里工作，通过计算机和公司取得联系，突然又分散了，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

技术进步到底有多快呢？财经年会上凯文·凯利说20 年后的技术今天还没有发明，所以结论是你从来都不会迟，今天加入这个队伍有可能你就能发明20 年之后的技术，20 年之前很难想象英特网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 人类作为一个高等生物不会听由自然的支配，因为自然界按照我们现有的热物理知识，整个宇宙要进入热季，就是整个宇宙温度要变成绝对零度， 就是-273.15 摄氏度，所有生物都要死去。显然人类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技术进步是肯定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以氏族为单位，因为要狩猎；到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缩小了一些；到现代工业社会又以工厂为单位，这些变化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由于技术发展，今天整个生产组织一方面变得非常繁杂，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在自己小小的领域，社会变得非常单一化。但另一方面社会协作又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有点互相对立。这两点对于我们思考今天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很重要。当今社会很少有哪种商品纯粹是由某一个国家制造的。拿国产车观致3 来说，它实际上完全是由一个国际团队在做， 注册在中国，但已经不是中国制造而是全球制造。我想着重讲一下现代化所产生的变化，需要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归纳三点，一是理性，二是私人空间，三是公德心。我们在想象现代化的时候，往往在中国语境里想象如何限制政府，但实际上现代化也包含了民众行为规范的现代化。

先说理性。在传统社会，中国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社会的，以情感为基础。情感如果没法支配，只好独裁。看过《秋菊打官司》电影的就知道，其实法官已经判了，村长也被抓去行政拘留，但秋菊还觉得不够，要讨个说法，要求村长必须当面赔礼道歉，这是基于情感的态度。

现代社会需要理智， 需要法治，在政府层面上海和北京是最好的对比，上海比北京理智得多，北京则传统得多。关于车牌号， 上海是1998 年就开始拍卖，政府给一个底价，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车牌号。但在北京则刚开始实行摇号，认为这样公平，每个人的概率都一样。我觉得摇号听起来公平实则不是，因为最需要车的人可能买不到车。上海这个制度非常理性，你急于用车就去拍号，出价越高越有可能获得。

女生在谈了恋爱之后就想要测试一下男朋友，经常问的就是：如果我和你妈都掉水里去，你先救哪一个？其实男生很难回答，因为说哪个都不对。聪明点就立即说当然救你，女生会比较高兴。但她回家一想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孝， 他既然对母亲都这样，是不是以后对我也不好？如果立即说当然救我妈了，她立即就说拜拜。关键这两个价值都是我们需要的，“孝道”和“爱”，但放在一起就起了冲突。这好像是一个有意造出来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却时时刻刻面对这样的被动。基于这种道德来制定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法律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显然在现代社会很难实现，因为往往会和其它事情发生冲突。所以我们需要法治，法治是基于理性的；但仅仅法治是不够的，任何形式系统肯定要基于某种假设推演，要逻辑一致，否则法律之间要打架。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一些地方是没办法涵盖的，这时需要私人空间和公德心。

再说私人空间。我认为它由两个因素产生， 一是生活在生人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块地是属于自己的。二是要有产权，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需要不断分解各种各样的产权，不仅仅在经济上。这不仅仅是对政府的约束，事实上也是对民众的约束。

第三是公德心。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 所以需要公德心来无缝对接，在传统社会也有公德心，但适用范围很小。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德心，是因为理性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化和传统社会的冲突。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而且带着现代化追求——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当时婚姻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1949 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工业的部长跟他说：主席，今后在你面前的就不是这些古老的建筑，都是一排排的烟囱。在那个时代，这是现代化的体现。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到处都是。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化，是一个现代化、超现代化的追求， 脚步跑得太快了。可中国还有一半人生活在农村，要到城市来谋生，与城管发生冲突时我们会不舒服，但没有城管，可能我们的马路都被商贩占用了，无法走路，无法开车，其实这便是现代化中所产生的矛盾。我们今天很多建筑也是这样的， 最典型的就是北京T3 航站楼，进去看很朴素，从天空看来却很漂亮，像一只火红的凤凰。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不同，上海理性得多，比如新天地改造就很成功， 还有田子坊，它由陈逸飞带动起来， 黄永玉设计，都非常小巧，不浪费，适合人的生活，这是一种理性的表现。

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小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小极端的道德观， 只对周围人适用的道德观，不适用于生人社会。中国缺少民众的教化过程。虽然我们在制度层面没有民主化，但已经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民主化进程，每个人接受了个体价值的观念，至少是城市人，但我们实实在在需要教化的过程。

第二要给法律权威，首先政府守法非常必要，而且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老百姓对法律却没有足够的尊重，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都是把政府拉出来，把问题都推给政府，而忘记了自己也有问题。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政府的改变，也包括老百姓的改变，能不能接受一套新的行为方式，用自己新的行为方式来约束政府。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还是那种古代的、以情感和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想法来约束政府，这个国家是做不好的，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姚洋 

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

责任编辑：EMBA办公室  廖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