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教授做客安泰,聚焦中美互联网思维创新与差异

时间:2017.07.13 来源:EMBA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被誉为“东方的MIT”,两所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和高相似度。1978年,中美建交前第一个大学访美代表团——上海交大代表团到访MIT等高校。交大著名校友钱学森、王安等都是两校交往的历史见证人。MIT的发展经验对于上海交通大学开展跨学科合作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而伴随着聚合与链接,在驱动经济与社会创新的同时,互联网与网络空间的安全、治理与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推进互联网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创新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应邀于2016年5月16日至20日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双方达成在城市治理方向的全面合作意愿,将开展研究合作、学生往来、联合培训等。2017年7月2日-7月7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交大首次开设联合课程“中美互联网政策”,来自MIT的四位教授与上海交大的四位教授共同讲授课程,从计算机科学、法律和政策的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中美两国互联网立法的基础,分析案例。来自两校的30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同堂学习,经历了充实难忘的一周。

7月6日晚,四位MIT- CSAIL教授代表齐聚交大安泰经管学院A301演讲厅,聚焦 “互联网+的那些事”。交大安泰EMBA校友郭海晨担任嘉宾主持,交大网络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吴越和交大安泰EMBA课程教授费一文做精彩致辞。

吴越副院长在致辞中表示,2012年4月26-27日,黄震副校长率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团访问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2016年姜书记再行访问,并联合促成了诸多合作,这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中美高校的强强合作,也是工科与法学跨学科教学的有益尝试。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经济体,是互联网社会的最重要创新基地和社会进步源泉,此次合作从课程设置等各类实践操作上,将管理和工程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

交大安泰EMBA课程教授费一文在致辞中,以丹麦事件导入,丹麦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就包括计划废除商店接受物理现金的法律规定,服装店、餐馆以及加油站等将逐渐进入无现金时代。费老师一语中的,“互联网+”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好比每天都要喝水一样,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住你的手机,就意味着看住了你的一切。”互联网思维在美国兴起,在中国发酵,首当其冲的支付宝、微信等金融支付陆续和传统金融来了一次“联姻”,随着移动设备渗透率和生活场景覆盖率的日趋饱和,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新的发力点进行推动。

Hal Abelson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成员,他十分高兴来到百年交大,他表示,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因特网领导的最大经济体,虽然两个国家在法律和文化上有所差异,但若包容联合、通力合作,后续的合作空间很大,尤其是在因特网领域,通过合作确定全球因特网环境的走向,以其极大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同担责任,同创新辉煌。

Daniel j .Weitzner是麻省理工学院互联网政策研究中心和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和创始人,他回顾了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开发出电脑雏形时的模样,“可以让超过一亿人同时使用,我们当时把它叫做时间的分享,通过分时使用电脑,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谁都可以登入到这个系统中来享受和探索未知。”随之而来的,除了喜悦还有担忧,信息的隐私和法律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MIT不仅仅是培养技术性人才的摇篮,它同时也应该是一所培育卓越领导者的殿堂,这里有卓越的技术,有先进的医疗,有完善的政策等,因此MIT开设了很多跨学科合作课程,把技术、法律、政经及社会问题互相结合,“在培育综合性人才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知识产权、网路安全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TaylorReynolds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喜欢,尤其是西安的兵马俑,“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厚重文化,我和我的孩子们很赞叹与惊讶,这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坦言,上海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是一个不断上演着“颠覆与被颠覆”的大城市。作为麻省理工学院互联网政策研究中心的技术政策主管,他随后切入正题,阐述了计算机与互联网发展的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是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劳动生产力;第二波是计算机和手机开始互联互通;第三波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Taylor引入了“双边市场”的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他以万豪和希尔顿、Airbnb为例,万豪在全球的客房总量约是110万,希尔顿约是70万,Airbnb是一个房屋出租平台,有接近30万个可供出租的平台,若后续有奥运会等契机导致对于客房数量的增加,希尔顿和万豪可以通过新建酒店,但大概需要3-5年的时间,而如果在Airbnb出租自己的房子,你需要多久?“一个半小时”。当你拥有的技术更好,你就可以用相同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去创造更好的东西。同样,Taylor以养老话题为案例,他提出,目前7个人去工作可支持1个退休的人,但若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会大幅削减,2个人就可支持1个退休的人,“我们需要更高更好的效率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互联网经济给决策带来的重大影响。”

作为风靡当下的共享单车,Taylor 也独具慧眼的纳入了他演讲案例的一角。他表示,法国巴黎是第一个使用出租自行车的城市,按分钟计费,但你需要在合适的地点把它们锁起来,但巴黎没有足够多的停车地方,因此,出租自行车的发展遭遇停滞。“来到中国后,我也体验了小黄车和摩拜,我可以停在任何我想要停车的地方,我觉得这真是太聪明了!” 同时,Taylor也提醒不同国家和文化差异及政府监管对于出租自行车的管理,也导致了不同业态的存在和发展。

共享单车案例的剖析之后,Taylor引出了各国出租车的案例,进一步解读互联网平台的管理规范。他提出,由于各国对出租车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因此出租车牌照价格很容易被“炒高”,就在这牌照“水涨船高”之时,滴滴突然涌现到市场上,彻底搅乱了出租车整体行情。“法国出租车司机很生气,他们把围绕巴黎城的主干道堵死,出租车司机故意以一小时5公里的时速影响整体交通。”从出租车司机的角度出发,他们讨厌类似滴滴这样的“颠覆者”,平台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好事,但Taylor也指出,当平台开始垄断,产生掠夺性定价后,政府作为公共资源与秩序的管理者,需要密切关注。

最后,Taylor画龙点睛,他认为,相关的法律监管问题需要和本国的国土人情相匹配,“穿新鞋、走老路”,显然,这不是一个明智的点子,但如果你穿新鞋的话,我们要改变的是法律法规,并且要走的是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