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我院召开

时间:2012.07.09 来源:EMBA办公室

中国经济 “感冒”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 “感冒”吗? 减速前行的中国经济会很快企稳吗?全球关注的中国经济走势,自然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聚焦点。由经济学院主办的本年度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周在上海社科院召开,话题围绕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展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以及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多位经济学人出席了本次会议。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主持会议。

许多矛盾交织,对宏观调控是个考验                

与会专家坦承,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很多矛盾集中交织,这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是一个考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调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前景比较迷茫,环境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上升、税收成本上升,以前认为这些坎是短期的,是可以跨过去的,现在认为有中长期趋势。因为短期和长期矛盾全部都结合在了一起,短期,欧债危机,外需不足,房产调控,企业效益下降等,长期来看,又有劳动力的问题、环境能源的约束等。

“凯恩斯有一段话:经济的好,不在于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在于企业利润非常高,投资愿望非常强烈。现在中国经济最难过的是,民营经济的利润在缩减甚至消失,不少企业难以生存,而且缺乏投资愿望。”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正面临两难,包括房地产问题。如果放松调控,则会前功尽弃,社会上负面因素也会起来;如果坚持严控,那么这一领域的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 “怎么办?我有两个观点:一是推进刚需;二是做好保障,就是把保障性住房这块做好。”在他看来,“千方百计保持中国经济相当的活跃度,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要围绕着增加企业要素来做文章,包括减税,相关制度优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研究怎么能够把中国经济的底部夯实,让资金刺激效应,包括通过一定的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来。

石良平教授特别提出他现在有个感觉,即越来越多的人都纠缠在宏观调控上。政府也好,学者也好,都很相信政府宏观调控力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导致现在大家每个月都在看数据,在猜政府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政策。在猜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心里有数的。 “预期不稳定以后,所有的消费决策都不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当潮水退潮,要警惕 “全球产能过剩”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强调,分析经济形势,大局要看,短期的东西也要关注。短期的东西,有些是中长期的小插曲,但有些却意味着中长期代表性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折。

研究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世界问题,中国经济的状况和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周振华说,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现象有一点引起他关注: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也有明显下降,这当中,工业经济的下降速度超过GDP的下降速度。

对此,他大胆提出设想:“2008年的世界危机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前面的阶段主要是 ‘去泡沫’,把经济的泡沫通过去杠杆化逐步缓解。现在到了它背后或者底下的东西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就像潮水退潮以后,礁石露出来一样。”他指的礁石,就是 “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

如果再配置于另外一个指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是不断往下,说明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减弱。这里面就有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渐冒出来的可能。这个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有影响,对于新兴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更大。因为中国是全球产能过剩最厉害的国家。而产能的调整就不是像“去泡沫”那样短期内可以解决,时间会比较长。从全球来讲至少两三年。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祺对欧洲经济前景表示悲观,他判断欧债危机要度过当前的困难阶段起码还要一两年时间,国际贸易虽然处在增长区间,但增长幅度在下降。不过,他认为美国经济下半年可能会向好,因为美国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复苏,给出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如果说下半年随着房地产的复苏,百姓家庭的财富效应被带动起来,美国市场的消费投资意愿会明显上升。

基于上述考虑,他认为要等到欧美经济好转了需求上升了,我们的产品需求才会重新出现新的增加,这可能要等到明年。

找出经济下行背后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指出,对于这一轮的经济下行,要多想几个背后的因素。

第一个,是下行背后的拐点因素分析。第二个,内部经济调整是不是也会导致经济下行?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不一定伴随经济高增长。第三个,要素成本的上升会不会导致经济出现下行?第四个,增长动力的转换是不是也可能导致经济下行?第五个,潜在增长率的拐点。从长期来看,现在一方面面临供给过剩的约束,另一方面又面临需求的过剩问题。

除了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还要思考是不是自身调结构转方式尚未到位。袁志刚教授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没有什么明显增长。在他看来,政府短期调控要做的还是财政赤字,但是这个财政赤字的重点不是批项目,而是应该大减税;还有货币政策,要注意流动性注入管道的改变,比如怎么样让民营企业能够融到资金,这涉及到一大批金融改革。他表示,在老龄化过程当中,金融改革一定要走在前面,只有把理财金融真正做好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就好了,资本市场也就好了,结构调整的速度也会加快。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刘熀松指出,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中国现在进入工业化后期,意味着进一步增长的速度比原来从无到有的速度会慢很多,边际增长的速度是快不起来的。另外是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率绝对不止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是50%,中国的城市化率至少60%。”他说,将来的城市化率并不伴随着人口大量迁移,因为农村的老弱病残留在农村,将来随着自然的终老导致城市化率的提高,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推动作用,只是说农村人口自然的减少。

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                

“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走出什么样子?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是说对中国经济看好还是唱衰。”圆桌会议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又把问题抛给了与会专家。

刘熀松研究员认为太悲观没有必要。问题有,但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这一轮周期什么时候见底,非常重要的是看就业市场。中央最高层现在真正关心的指标是就业。如果就业市场出现大问题,大量的人开始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才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开始,当下一些政策微调,其目的只是阻止经济硬着陆。

上海财大教授干春晖表示 “我的观点是乐观的”,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必有太大担心。 “世界上有很多中国崩溃论的学说,每年都在说中国不行了,但实际呢?”

国务院在东莞和苏州搞了两个加工贸易转型国家试验区,设了几个区域,石良平说他去东莞做调查,现状令他忧虑,现在撑在那里的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加工基地。这些加工基地在加工当中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把 “加工”这块做到了全世界最好。这就引发思考,在加工贸易转型过程当中,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可能面临第二轮对外大开放。

徐明祺提出,现在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不是可持续,不仅要考虑中短期,还要考虑长期。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趋势如果还能在未来持续,中国就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到时候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会改变。而现在分析问题,我们往往考虑短期居多。比如像结构调整,人口问题等,现在当然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但是指望它能够在短期内克服制约长期发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