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群里对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吉林省经济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很多讨论与争鸣。“东北振兴”、“再振兴”始终未见成效，这几年继续“塌陷”，如何转型发展是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并深感揪心的问题，人们高度关注“新结构经济学”能否破解东北转型发展难题，是十分自然的事。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东北振兴方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撰文表示：以“增量改革”为出发点，对这两大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生产要素四分法和以人为本的市场导向

 ①社会资本是传统生产要素的粘合剂

世界银行曾经将国民财富分为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类。社会资本是一种文化与制度的混合物，决定着一个社会给定的资产在转化为可持续福利方面为何比另一个社会更有效。或者说，社会资本积累决定着前三大生产要素增进国民福利的效率。这个四分法可以作为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地区之间资源秉赋比较优势的有效分析框架。

就现状而言，中国的国民财富结构存在失衡：重资产行业的固定资产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产存在过度投资和泡沫；自然资源透支性开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力资本积累仍然不足，在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方面，在劳动者健康、技能和综合素质方面还有待提高；社会资本积累是有利有弊的。 

社会资本积累或包括文化在内的广义制度，可理解为经济活力、动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决定因素，是传统生产要素的粘合剂，因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我国在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进而保有全球最大潜在市场方面优势明显。城市土地国有制、行政配置资源的金融抑制政策也曾经发挥过促进增长、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政府职能的扭曲，权贵凭借权力攫取稀缺资源再通过市场兑现占为已有的现行体制已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和社会不稳定隐患。从战后70余年的国际经验来看，和平与发展与很多非洲国家无缘。作为世界级难题其原因复杂，但是缺乏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社会资本积累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塌陷而言，根植于本地传统文化深处的“隐性体制”（刘世锦语）或潜规则显然是窒息经济活力、动力的社会资本“负资产”。资源秉赋与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必须与广义制度的比较分析相结合，否则必定会有重大缺憾。 

② 产业发展应“以人为本”

产业定位需要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市场导向基础上，应系统研究我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给出本国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收入结构则决定了这些客观需要在何时并以何种规模转化为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因此，东北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划需要建立在宏观环境、我国现行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基础上。民营企业投资必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吸引民间资本需要考虑产业发展的市场容量。国家投资也需要支持有持续市场需求的产业发展，以避免战略资源的错配或浪费。

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出发，笔者可对产业发展和财富结构调整的未来趋势做如下推演：

最终消费需求的演变趋势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物质产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下降；精神文化产品、体验与即时消费服务的重要性增强。中国居民出境旅游、休闲和度假已多年维持在1亿人次之上，并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战狼2”票房突破50亿元的个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化产品及其多样性选择的“饥渴”。

财富结构演变趋势是，技术折旧、物质损耗以及共享理念的兴起将共同导致物质财富需求及其市场价格的相对下降；精神文化财富具有共享性、耐耗性或永续性，其效用与市场价值将不断上升。

具有文化内涵和技术含量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涉及制造业优化升级与消费品质量与品牌影响力的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即时消费服务的供给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与多元社会结构将使中国各阶层分阶段先后继起地进入到“后物质主义”时代。

生产将从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向个性化、人性化、多样化和小制作的生产方式。

与此相适应，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将面临不断的创新与变革。

东北振兴需要“增量改革” 

笔者认为，以往东北振兴政策未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资源被旧体制（特指根植于本地文化深处的隐性体制或潜规则）吞没。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是有效组织社会资源进行投资和生产的微观主体，东北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是东北塌陷的直接原因。以往中央政府所给的地区发展政策只是提供资金或增量生产资源，未能对培育有效率企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东北振兴需要将重心放在营造有利于现代企业组织发育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上。

增量改革的内涵有两点： 

①创设改革试验与新产业发展的特别行政区

制度能否输入？或者说在旧体制上能否复制新制度？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极端困难的。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来看，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华盛顿共识”，试图输入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西方制度，实验证明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很失败的。相反，中国在曾经的边陲渔村深圳建设经济特区则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成功经验就是“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制度的植入不会有本土利益集团的干扰，新制度形成过程中从外部招商引资、引进人才、技术和劳动者，任何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按特区的制度和规则行事。建设改革试验与产业发展特区是以先进制度整合外来资源，排除了旧势力扭曲新制度扼杀外来新生力量的可能性。因此，可在东北三省自然环境良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分别设立一个作为改革试验田和新兴产业发展基地的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具有地级市的行政级别，归国家发改委直管，税收由省市两级政府分成。

②国有经济维持稳定，非公经济自由发展

“增量改革”是中国渐进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和银行政策性贷款维持国有经济稳定，同时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在非公经济壮大起来后，党的“十五大”启动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战略调整。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改革起死回生。民营部门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国有部门消化吸收了数千万下岗工人。国有部门就业已从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15%。 

最后，需要放宽外资的市场准入，吸引国外领先的大健康、大文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或以PPP的方式，将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与国有资本相结合，创设全球一流的文化娱乐企业，弥补现阶段当地旅游文化产业品位较低，品种单一的供给能力不足。

教授简介

潘英丽：2009-2012年9月出任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上海社科院联合创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中国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上海期货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指导专家，交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指导专家。

研究方向：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国际货币经济学；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文章发表于2017年09月06日【秦朔朋友圈】，本文有编辑。

原文链接：http://www.acem.sjtu.edu.cn/faculty/teacherview/317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