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在接受《陆家嘴》杂志专访时，详细解读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和影响。她认为，贸易摩擦其实对中美都没有好处，中美两国都有比较大的结构性问题，而美国深陷全球化陷阱，美国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冲突无法化解。

潘英丽表示，美国的美元体系和全球化的成本都是联邦政府承担，收益都是由民间的私人部门获取，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跟中国的关系，而是在于它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美国面临的是美国联邦政府跟美国企业之间的内在利益冲突。”她说。

美国贸易赤字是宿命

《陆家嘴》：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2018年的灰犀牛，A股市场前一段时间也如惊弓之鸟。在你看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影响大吗？

潘英丽：人们对贸易摩擦过度关注，其实贸易摩擦不是一个什么大事，我们更要搞清楚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为什么发起贸易摩擦？贸易摩擦背后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美国对加征关税，实际上落到正式开征，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开征税关税。现在当然还没有全面开征，已经开征的也就340亿。

实际上现在存在产业链的全球分工，我们很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是他们的中间产品，征收关税，当地企业的成本就上升了，所以美国要对人家征关税，结果他的企业反而逃走（哈雷摩托）。这说明产业链在全球的分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摩擦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假如从中美两个国家整体来理解的话，两个国家都有比较大的结构性问题，所以贸易摩擦也不一定是坏事，我觉得贸易摩擦对中国短期可能是坏的，中长期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美国来讲，中长期是不利的。

实际上美国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美国也面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它的体制很难自己纠偏，把贸易逆差来源国妖魔化，转移矛盾到国外去，这其实对美国本身的结构的调整没有太大帮助。

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种宿命，如果跟中国的贸易赤字萎缩了，他与别国的贸易赤字会上来。它的贸易赤字暴露了它本身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家庭举债消费，政府也是举债，每年都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储蓄很低，就入不敷出，经常项下就表现为赤字，资本项下就表现外债的积累。

其实我们更应该看清楚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绝对存在恶化趋势。不管是不是特朗普，以后的中美关系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完全做了调整。之前的几十年，比如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开始，实际上美方对华政策是一种建设性的接触，希望把中国纳入到它的体系当中去，成为战略伙伴、利益攸关的合作方，现在是战略竞争对手。

原来美苏是冷战的对手，那未来中美之间会不会陷入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可能性是蛮大的。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遏制，一个是高科技，他们要全面限制的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因为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制高点。它接下来要打的一张很重要的牌，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外泄问题。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其海外的收益权，来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避免对它的高科技产业构成挑战。

美国的全球化陷阱

《陆家嘴》：美国为什么突然对中国的涉外战略那么敏感？

潘英丽：美国有两大战略高地：高科技和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构成了威胁。我们同时在美国最顶尖的两个领域要发起攻击，所以它变得非常敏感和焦虑。

除了中国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可能给美国产生了一种压力，我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美国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它存在一种结构上的脆弱性，让它对中国的涉外战略会非常敏感。

我最近提出美国的全球化陷阱这个概念。全球化陷阱是指，全球化的收益是私有化的，是跨国金融企业集团获取的，而全球化的成本全部是要联邦政府承担。全球化的陷阱，起点是美国制造业的外移。其实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投资包括制造业转移一直是存在的。从数据上看，二战结束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本土的制造业仍然是成长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仍然是增加的，说明在对外投资的同时，美国本土也在扩张。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本土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就开始大幅下降，一直到2016年大约减少了约1/3，达660万个。

制造业外移的好处都是跨国企业集团获得的，他们获得了外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中间产品和高成长市场等。全球化的成本是由联邦政府承担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分布在全球，海外经济利益需要国家提供保护。美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军事基地。所以它全球化的成本，比如外交斡旋、军事，包括偶尔发动的地缘战争，都需要美国政府掏很多钱，更多的失业和贫困家庭需要联邦政府提供转移支付。

这个体系为什么不稳定？因为它的资本在海外获取的收入是不给联邦政府交税的，收不到保护费，联邦政府的财政就没法维持下去。全球化陷阱另一部分与美元体系有关。美元的霸权地位，利益也是私有化的，成本也是国有化的。全球范围的美元体系，对美国私人部门的好处很多，一个好处是，大量的交易使用美元，节省了美国企业的外汇交易费用和汇率风险。

二是全球大部分央行需要持有美元储备资产，这使美国本土的资金很宽裕，融资成本或利率很低，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拿了廉价资金到全世界去投资。这些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获取的高利差，我们称之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超级特权，也是民间获取的。

三是，全世界要把钱投过来，美国的房产和大量的金融资产，就会出现价格膨胀。美国本土的投资者财富不断增值，这个好处也是私人的。

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本土金融市场泡沫的膨胀，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是加速发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达到23%，1%的人拥有40%的财富，两极分化很严重。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

美国的穷人靠举债消费，富人因为财富效应会高消费，造成美国的储蓄率很低，去年的居民储蓄率是2.7%，今年一季度只有1.6%。政府又要花钱，政府原来是跟老百姓借钱，老百姓储蓄率低，它就要到国外去借钱了。所以储蓄率过低，这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一个根源。

在美国政府的支出里，转移支付和军事开支是最主要的两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债务问题很严重。美国从1776年到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美国的政府联邦政府的债务只有9077亿。从里根到2008年小布什下台，债务从不到1万亿变成10万亿。2008年—2016年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美国的债务从10万亿变成了20万亿。特朗普在一个任期内就很有可能把联邦政府的债务干到25万亿美元。

美元体系也好，全球化也好，其成本都是联邦政府承担，收益全部都是民间的私人部门获取的。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跟中国的关系，而是在于它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陆家嘴》：7月25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缓解美欧贸易局势达成协议，如果美欧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中国如何应对？

潘英丽：首先，我想说，美欧包括以后的美日达成这样的协议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价值观、国际安保同盟和中国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在分化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不应过度乐观。但他们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会持续只是缓解而非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就欧美目前不对等状态而言，三零目标更多体现了“美国利益优先”，而美国如要建立对华统一战线，它应该对欧洲做更多让步才行。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欧美合作的战略重点仍然是如何建立对华统一战线。最近我查看了大国人口和消费在全球占比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国际经济大势。G-7国家1999年人口全球占比11.5%，消费全球占比67%，2016年人口占比是10.24%，消费占比51%。过去近20年他们的人口占比下降了1.3百分点，而消费占比已减少了16个百分点。因此从内部市场成长性看，G-7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或自贸区对他们自身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并具有重大意义。

相比较，2016年中国加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全球占比已接近40%，消费占比14.6%。过去20年中国消费占比已增加了3倍，两印也已增加1倍多。因此无论是从生产供给的低成本和市场需求的成长性两边看，亚洲新兴市场特别中国应该是欧美最为关注的出口和投资的目的地。

那么，在发达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压中国开放市场和实施“公平竞争”规则时，中国如何应对呢？这需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做出回应。

一是可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并以开征消费税对冲其对税收的负面影响。这有利于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增加消费多样性，促进家庭消费福利平等的积极作用。

二是降低企业税负，并同时取消补贴等优惠政策。倾斜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弊大于利，通常造成扭曲、套利、保护落后和一哄而上的产能过剩。相比较，简明的税制和内外一视同仁的低赋税可鼓励产业投资、技术进步和就业创造，进而提高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加大国内有效供给不足领域的产业对外开放。同时需要大力推进相应跨国公司在中国股票市场挂牌交易，在让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分享中国市场高成长的同时，让中国家庭投资者可更好地分享优秀跨国公司的成长成果，以弥补中国有效率企业组织不足的缺点。

贸易摩擦对汇率有短期影响

《陆家嘴》：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有何影响？

潘英丽：有一些短期的影响。贸易摩擦，肯定会对短期汇率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假如我们把贬值看成不利的变动的话)，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一季度出现了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就意味着花出去比收回来的外汇要多，那在外汇市场上交易它就会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但是，贬值可能也是需要的，通过贬值的方式帮助出口减轻压力，化解关税负面影响。贬值对企业来讲会减轻关税带来的冲击。同样产品出去创收一美元，现在可以换更多人民币。人民币收入可以相应增加一点。也算是一个贴补，汇率可以起到一定的对冲作用。

美国也不会让你贬得厉害。美元一直升值，对美国出口是不利的。美国是怎么让它的货币贬下来？美国一般没办法主动贬值，因为美元本身是自由浮动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美国的财政部出马，压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说你操纵汇率或像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多国关系协调压顺差国升值。第二种办法就是调低利率，把美元撵出去，大家把美元换成其他货币的时候，美元才会贬下来。

《陆家嘴》：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3贬到6.8附近，人民币的贬值是不是央行主动实施贬值策略？

潘英丽：其实央行是顺势而为。市场有这种预期，央行只不过不去干预，人民币汇率就下去了，美元升值的时候，人民币就适当做些贬值。

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跌，我们损失了1万亿美元储备，很大的原因就是央行汇改放弃了中间价的定价权，导致市场的贬值预期自我实现，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最后引起很大恐慌，外汇储备流失。所以央行必须把定价权收回去，2017年5月份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央行可以通过逆周期因子调整中间价，打掉市场的外汇市场投机的考虑，投资者一般不敢跟央行唱反调，另外外汇管制对维护汇率稳定有重要作用。市场有贬值预期时，央行也会根据经济转型或去产能的需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陆家嘴》：你现在认为 “人无贬基”（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基础）还成立吗？

潘英丽：是的，从长期来看，“人无贬基”仍然成立。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中国不发生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中国经济转型假如成功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好的势头。中国经济转型除了要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其实未来最重要的是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等等。

旅游现在就已经出现市场需求的井喷了，但是有效供给跟不上，有需求的领域没有供给，没有需求的领域产能过剩。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供给侧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久会更加严重，而养老服务供给会相对短缺。制造业将来会引入人工智能，不再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反而会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农村仍然会继续释放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去哪里就业，一定是消费服务业。因此，技术培训是一个大市场，需要以发放教育券的政府购买与市场需求导向的个人选择相结合去推进。

美元牛短熊长

《陆家嘴》：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是美元存在长期贬值趋势，美元变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规律。

潘英丽：我仍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我们是一个长视角，未来十年的长视角看，美元是波动下行的，不排除反弹，但是它会一波比一波低。全球化陷阱，其实是美元长期走势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

美元变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规律。这种走势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贸易赤字不能无限制扩张，贸易赤字无限制扩张会发生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贸易赤字占GDP的8%，一定发生危机。原来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爆发危机，它的赤字都达到了8%。美国贸易赤字超过6%就出问题了。2006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它的贸易赤字超过了GDP的6%，现在大约在2%~3%。贸易赤字不能无限扩大。那美国要缩小贸易赤字，把它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就要通过美元贬值，贬值可促进出口并限制进口，从而缩小贸易赤字。

美国联邦政府是对外净负债的，其债务总量里1/3是外债，贬值就可以减少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但是美元不可以永远贬值，永远贬值各国央行就会抛售，美国国债就变成了希腊的国债，就要发生债务危机或美元体系的崩溃。所以美国作为净债务国，作为贸易赤字国家，一定要让美元贬值的时期长于升值时期。

《陆家嘴》：上海近期出台扩大开放100条，这100条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金融领域就有32条，比如放开银行业外资的准入，还有放宽证券行业的外资股权的比例和经营范围，你对此如何评价？

潘英丽：让外资来独资经营，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或者说允许参股，这些都是开放举措，不存在问题，关键问题是人家来还是不来。为什么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从2%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3%？这叫水土不服。就像我们讲投资不过山海关一样的，经营环境是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的体制机制决定经营环境不改善，服务业开放是空的，没有更多企业或金融机构来，就是已经进来的，它的比例也在下降，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问题，很难让人家在这里成活和发展。因为中国现在的环境是借了钱可以不还，互联网金融爆了多少仓，企业借了钱，都是通过借新还旧维持，国有企业也有不打算还的，有的现金流也很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外资金融机构过来发展，它主要是给外资企业和其他外资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业务，跨境业务很多都是套利的和投机性的。所以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国内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未来改革的重心。

文章来源：陆家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