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同窗》夏季刊P17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 30周年。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通常对于前 30年 不是特别的肯定，而对于后 30年伟大的成就讨论得比较多。我认为后 30年的成就其实是前 30年的一些重要政策所奠定的。所以前 30年的一些政策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走向是内生性的。

中国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我概括为两个方面。从需求角度来讲，要从出口拉动转到内需拉动。内需拉动到底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目前国内有很大的争议。我的看法是消费和投资重合的部分就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这应该是内需拉动，需要重点投入的一个领域。它既可以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包括服务业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它也能够带动消费。所以我建议政府可以发放 1万亿元的教育券，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技术教育培训产业的发展。

从供给角度来讲，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廉价环境与资源高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向高效率的内生增长。一是高科技，二是社会管理的效率，包括市场配置的效率，需要有大幅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这种高效率和转型需要体制的变革来释放我们的生产力，这是转型的两个内涵。

转型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提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金融转型，因为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才能够实现经济转型。所以我们转到金融的变革。金融转型的提法是我提出来的，它涵盖金 融的改革与开放，但是又增加一个内涵，就是政府立场的转换。我们的改革或者转型就是政府立场的转变，通过放松金融的管制，拓宽融资的渠道，我们可以实现双赢，投资者可以得到财富的积累，分享经济的成长，各类产业可以得到持续的金融支持，得到发展。        

金融改革重点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应该放宽。另外，利率市场化可能的效果是提高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它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个利率市场是一定需要推出的。它也是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最后是发行审批制度改革与监管威慑力提升。

展望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我还是看好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调整和转型的阶段，经济增长下调是一个好消息，经济速度下来说明我们在转，我们的产业结构在调整，经济在转型。假如继续保持 10%的增长速度，那是一个坏消息，可能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走得更远，可能积累的问题会更大。所以未来五年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不是一个坏事，而是一个好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非常大，这是一个欧盟的智库做的到 2050年的预测，上面蓝线是美国的 GDP占全球的比例，在二战期间达到 46%。

按照预测，中国GDP在全球的比重超过美国，也就是在 2016年到 2018年左右的阶段。到 2050年之前，大概在 2045年的时候 GDP可以达到全球的34%，而美国的 GDP将会下降到 11%左右的水平。还有一个是渣打银行去年 11月份的预测，它认为到 203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 2倍，占全球 24%，而美国是占 12%。根据这个预测，到2050年之前中国的 GDP可以达到美国的3倍。当然这个预测相对比较乐观，因为是一个趋势，所以把波动已经踏平。中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靠体制的变革，把这种潜力转变成真正的生产力。

潘英丽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1987-1992年，师从陈彪如教授，在职攻读（国际金融专业方向）博士课程，获得博士学位。1991和1994年，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1996年，被聘为世界经济专业（国际金融方向）博士生导师。1993年和1998-2003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1993-1994年，由美国国会资助作为富布赖特（Fulbright）访问学者，在纽约大学（NYU）从事项目研究。2005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2009年，出任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上海交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