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德涤众生丨纪念我国整形修复外科之父张涤生院士

对中国整形外科医学界来说，2015年8月19日是个悲伤的日子——我国整形外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张涤生在上海走完了他的百岁人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致电张涤生家人，对张老逝世表示沉重哀悼，并诚挚慰问其家属。

为医大半个世纪，张涤生的一生正好伴随着整形外科这个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新兴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1952年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邱财康、1966年中国首例断指再植成功、1976年中国首例颅面外科手术、1982年世界首例一次性阴茎再造手术、1996年中国第一例胸壁修复手术……张涤生是这些重磅医学新闻的完成者，他的不懈探索与勇敢创新，让无数患者重获新生，让中国整形外科蜚声国际，而他自己也书写下一段创造美、修复美的传奇人生。

2008年10月18日,时年92岁高龄的张涤生携两位弟子——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整形专家李青峰教授和穆雄铮教授做客上海交大EMBA名家论坛，与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的同学们共同分享张老不凡的一生和美丽人生感悟。张老从自己的交大情怀谈起，为同学们讲述了他60前交大落榜，阴差阳错就读医学专业，随后自强不息、刻苦奋斗、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医学专业取得巨大成就后任职交大教授，最终梦圆交大的60载人生历程。张老的演讲感动了现场每位听众。随后，李青峰和穆雄铮讲述了其工作中、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动人事例，让听众们对张老牢记社会责任、为医学奉献一生、勇于创新的一生有了更为深入的领悟。

先人已逝，风范犹存。2011年张老受邀为上海交大“学者笔谈”栏目撰写文章，足见一代大师之风范。特节选此文以志缅怀，寄思念之意，表敬仰之情。

正本清源，无怨无悔

在中国，自古“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因此医生职业一直备受青睐。然而，也许是长期农耕社会奉行“小富即安”，也许是饱经忧患后过于看重温饱，这样的选择往往带有浓重的世俗意味。在我求学的时代，就流传着“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名医养全家”的说法。不少人学医不过是为了多赚几个大洋，所以很少人有所建树。

我很自豪，曾经在抗战期间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众多仁人志士一起，“救死扶伤、拯救家园”。一时英才荟萃，领导我们的林可胜、荣独山，更是中国医学事业的先行者与奠基人。也许是格局决定结局，后来这批人中有不少成长为学术的中坚力量。

美国的医学生在从业之初要宣誓，“我宣誓要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好判断力去实现我的誓言。”我国也有医师宣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所以强调誓言，是因为医生工作的神圣性，也说明这条路走得艰难。事实上，无论中外，学医绝对是个非常“tough”的过程，需要反复接受严格考核和经受无休止的工作考验。

我建议年轻人在选择医学之前，先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大可不必学医。尤其在当前国内的医疗环境下，从医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要是换个职业、耗费同等精力，绝对不难赚得盆满鉢满。前几年，我听说有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由于收入低、压力大，离开医疗行业。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却忍不住惋惜。人生经不起折腾，与其以后半途转行，不如一开始就考虑清楚，选择好何去何从。

择业最难得的是“不悔”。一旦你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后的路自然会越走越顺畅。最怕的是瞻前顾后，进退失据，枉自蹉跎岁月，最终一事无成。

摒弃中庸，追求卓越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根基，也是处事的方法，却是学问的“大忌”。唯唯诺诺，顶多能够充当知识的“传声筒”。很多思想的火花都迸放在碰撞的瞬间，所以提倡学术争鸣。很多时候，没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情，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就意味着原地驻足，无法解构和重塑知识体系。

治学贵在“追求卓越”。对于这一点，先人早有精辟论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因此，在科学研究实践中，一流人才无不聚焦热点、难点，思考能影响学科走向的问题。反之，如果有人老是揪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孜孜以营，那么他必然会碌碌无功，最终遭到命运的淘汰。

追求卓越，并非要不顾实际，设立高不可攀的目标，而是如林肯所言，“尽我所知、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并决心一直这样做下去”。作为整形外科医生，我对此深有体会。很多美容手术，看似简单，大家都会做，然而效果可能迥异。大凡优秀的整形医生，多少都有“完美主义”的心态，总会比别人多注意一些细节。坚持这样的习惯，就会不断发现更多的方法和技巧，把普通的事情做得更好，这也是一种卓越。

执着求索，守得寂寞

回忆从前，师长们谆谆教诲“板凳要坐十年冷”，讲究的是“锥得处囊中，则颖脱矣”的水到渠成。现在的口号则是“要出名趁早”，口口声声“publish or perish”。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大家都卯足了劲一路飞奔。想坐牢板凳也不可能，来不及捂热，就早被挤出局了。速度与质量，确实是个难解的命题。

冷眼看当今学术界，常有“众神喧哗”之感。所谓的“大牛”们常比拼的不外乎论文和基金。光看数字，有时的确令人瞠目结舌。然而，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似乎并不多，倒是出产了不少“学术垃圾”。我想对于科研人员的评价，是否可以更加多元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挤得人仰马翻，能有多大意义呢？我认为，获得再多的基金，发表再多的论文，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如出个比尔·盖茨或是乔布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那才真得振奋人心。

我们的制度值得商榷。例如，现在都要求医生临床和科研并重。这当然是好事，不光要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用心找路。不过凡事过犹不及，真能临床和科研“两手硬”，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如果一味用这个标准去考察普通医生，非但达不到培养更多人才的目的，反而会鼓励“蜻蜓点水”式的尝试。另外，真逼着医生一窝蜂都去搞科研了，病人的身家性命又能放心托付给谁呢？难道是基金最多、SCI分数最高的那一个吗？

清初顾炎武曾抨击过“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他盛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我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自序寥寥六十一字，却令人肃然起敬。“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自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只有秉持这样的精品意识，才配称得上“学问大家”。

但有所成，审思己任

最后，我想寄语后辈，如果今后有幸攀上医学高峰，在享受顶层风光的同时，请一定抽空俯首看看挣扎在山底、山坡的芸芸众生，认真思考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期待。因为他们有热情，更见无奈；你们已释然，却余资源。这或许无关责任，但是关乎使命。

如果你手下有年轻医生，请谅解他们暂时的笨拙，因为在变成“白天鹅”之前，他们只能是“丑小鸭”，所以格外需要你的教导。如果你成为研究生导师，请扪心自问，你是“boss”还是“mentor”，你会将他们导向何方？如果你成为监管医疗行业的官员，请不要脱下白大褂，就把昔日同行的种种苦处抛诸脑后。身为医学人，任重而道远。惟有群策群力，逐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未来才更值得期待。

人物生平

张涤生出生于无锡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1941年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他放弃留校，只身前往贵阳市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担任张先林教授的助手。张先林曾是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这奠定了张涤生普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基础。

1944年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张涤生也跟着飞越驼峰奔赴印缅战场，加入43流动手术队。1946年，张涤生因军功被选派赴美进修，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追随著名的艾伟教授学习整形外科。学成归国后，1951年，上海组织手术医疗队抗美援朝，张涤生任整形外科组组长，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整形外科治疗中心。20世纪60年代初，张涤生已在探索血管吻合、皮瓣移植，是国内成功进行皮瓣游离移植的第一人，从而帮助许多晚期烧伤病人恢复了功能和外形。

1972年，陈中伟、张涤生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食指离断再植手术，整形外科开始了断指再植、残手重建的工作。1980年在他出任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之际，九院建起了新的整复外科大楼，并成立了“上海市整形外科研究所”，发展出烧伤整形、颅颌面外科、显微外科、淋巴水肿、美容外科等多个亚专业组，九院整形修复已成为蜚声世界的一张上海医学名片，后人尊称他为“中国现代整复外科之父”

供稿：EMBA办公室 文娇

责编：EMBA办公室 陶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