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思义(John Ross),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目前担任“中国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课题研究组的领头人。2000年5月至2008年5月,罗思义先生担任伦敦市主管经济与商务政策的副市长,分管伦敦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相关各方面的政策事项。他同时负责伦敦城市形象的国际推广工作,包括伦敦申奥、伦敦城市形象的树立与国际化营销,并主管伦敦市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事宜。罗思义先生是一位活跃的经济学家,至今发表过诸多文章与著作,其在1992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经济改革失败之探源》一文曾在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发表,影响广泛。罗思义先生开辟了两个经济学专业博客—“全球化主流”和“世界经济主流”,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发展以及对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和应对措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述,受到广泛关注。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当前全球经济逐步企稳复苏,但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走势,以及中国所采取的宏观政策？

约翰•罗思义:西方经济学家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我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并没有完全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虽然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表现突出,但欧洲经济几乎没有复苏迹象。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来,主要经济体中,欧洲经济表现平平,有的国家相当萎靡,增长前景仍不明朗。美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导致的大规模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在现行汇率下仍缺乏竞争力,对此,美国要么提高投资水平使经济更有竞争力,要么使美元贬值。日本正遭受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以来GDP下降了大约6%。因此,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是全球经济表现疲软。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最值得称道的宏观经济管理计划之一。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在2009年增长了12.5%,虽然出口负增长3.9%,但全年经济仍然实现了8.7%的增长。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情况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是非常明智的。

中国有必要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刺激消费和国内投资。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GDP的9%,这个比例太高,2009年下降到4.5%,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我认为,本质上应该实现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这一目标虽然可能没法在一年内实现,但在18个月内应基本能够实现。如果今年中国出口下降3%,要实现GDP增长8%的目标,那么国内需求就需要增长11%。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增加国内消费和投资是非常必要的。从战略上说,高投资能确保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因为消费的增长能增加国内需求,但不能增加国内供给,因此需求大量增加时而有效供给滞后,通胀压力就会更大。2009年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有助于减轻通胀压力。中国政府2010年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是正确的,当前刺激力度稍微减弱,但不大举撤出;为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增加了一些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此我表示赞同。

我一直坚信,中国未来经济的表现将会非常出色。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率考虑,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8～2025年期间超过美国。这与当前西方一些专家的预测出入不大,普华永道曾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高盛则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26年左右超过美国。我认为,只要政府的决策没有大的失误,这个时间将小于10年。

记者:经历了这场金融危机后,经济转型已成为许多经济体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对策来确保未来经济稳定发展？

约翰•罗思义: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10年保持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比如每年GDP保持8%～9%的增长速度,需要较高的投资水平,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非常需要保持快速的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我所做的大量国别经济发展数据研究表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低投资率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的,无一不是通过大量投资来促进经济起飞或高速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和印度等都是如此。

面对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有比其他国家更好的经济状况,不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占GDP的比重比竞争对手高很多,而且可用于投资的国内资金也很雄厚,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这些年来一直在下降。通过对投资的研究证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不仅由于所谓的次贷导致,其深层原因还是投资严重不足造成的。政府部门主导的投资不足是西方国家急需解决的难题,而中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的优势之一,在于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中国可以利用大型国有企业直接增加投资,这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很大优势,而美国和欧洲等国只能通过降息、国家财政预算赤字等间接方式来影响投资,凯恩斯在西方没有实现的理想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当然,中国的企业应当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框架下求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至关重要,必须继续下去。

此外,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背景是人民币会越来越成为“硬通货”。从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将会上升,人民币也将无法避免同其他“硬通货”竞争,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会持有人民币,这就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中国经济要在新的汇率水平下参与世界竞争,需要提高经济效率,转向高附加值的生产,而这必然要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加大力度向海外扩张;也需要政府加大对金融业、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等服务业的投资。

记者:谈到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您在担任伦敦经济商务政策副市长期间,非常重视金融业、创意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伦敦在这方面的发展有很多好的经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变发展方式您有什么建议？

约翰•罗思义: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最重要一点是要大力发展大型的服务企业。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官员已经多次强调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但并没有打造大型服务企业的具体目标,许多官员认为服务业发展的重任应由中小企业承担。研究欧洲中小企业的生产力,我们会发现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平均只有大型企业生产力的80%多。当然,由于中小企业雇员拥有多数选举权,中小企业在西方也十分受欢迎,但我们要明白大型企业生产力的提高能使经济更加繁荣。

目前,上海和北京都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际化城市,其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大规模的服务企业。中国在石油、化工、电信等行业中有大型企业,而在服务型行业中除了金融业几乎没有大型的企业,没有中国的“沃尔玛”、“迪斯尼”和“时代华纳”。我们有发展制造业、振兴物流业等政策计划,但却没有如何更好地发展零售业、媒体、旅游业等行业的计划,比如在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中,我很惊奇为什么没有零售业,因为要想刺激需求,首先要从消费比如大型商场着手。

金融部门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成为了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之一,资金实力雄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来看,在用于“投资-储蓄”的资本方面,中国正赶超美国,年度投资总额中国也超过了美国。但总体而言,体现中国金融实力的总体框架与竞争对手相比较弱,比如中国经济结构体制比竞争对手弱、尚未形成像纽约和伦敦那样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及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等。因此,未来10～20年,中国金融业要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是如何将雄厚的资金实力转化为强劲的体制机制力量。

还有一点很值得重视。中国目前很多人对于创意产业似乎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往往认为创意产业的主体是小公司。当我在其他场合谈及创意产业时,很多人会首先想到画廊,甚至珠宝店等作坊。而我所指的是大型的广告、建筑、时尚、设计等产业,是指美国的迪斯尼、微软等这样的一些公司,这些都是产值巨大的跨国公司。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特别是广告、建筑、设计等产业。中国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应该努力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大力发展上述产业。

再就是旅游业,中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中国对旅游业的推广和介绍却远远不够,而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于中国。不独旅游业,印度的很多服务型产业均如此。因此,中国企业有必要投入足够的资源,在改善旅游业的营销策略方面下功夫。

记者:刚才您谈到人民币长期的发展趋势,最近人民币汇率再次面临着升值压力,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问题？对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约翰•罗思义: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接近3000亿美元,占GDP的9%。相比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额的数据,2008年贸易顺差显著上升。美国认为人民币应该通过升值来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2005年后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上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持续扩大,而不是缩小。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升高,进口产品价格降低。由于需求调整需要花费时间,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初始影响是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这是经济学上的著名J曲线理论的逆反命题,即如果一国货币贬值,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而出口价格下降,其贸易赤字在最初阶段会增长,随后会缩小。因此,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影响存在争议,比如3～5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贸易顺差是扩大还是减少,但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必将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即使是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作为世界需求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内需将会减少,由此带来世界需求量的减少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长期压低人民币的币值,这会带来诸多问题。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过早升值将会产生“双亏”效应,不仅会伤害到中国的出口商,也会导致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增加(这与美国希望的情况相反),将会使得处于全球经济疲软下的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失效,结合投资的减少,将会使得通胀的负面作用更加恶化。从中期来说,人民币汇率每年提高5%,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大问题。但是,在未来十年中,一旦人民币汇率每年提高幅度超过5%,就值得担心。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肯定会升值。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面临着美国的强大压力,因为人民币升值被不少美国人认为是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救命稻草”。美国有可能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人民币应该升值10%甚至更多,才能平衡贸易收支。然而,尽管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贸易盈余增加仍将持续,美国能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这一方面不受美国消费者欢迎,另一方面会招来中国对美国施加关税报复,比如对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000061,股吧)施加关税。当然这是最坏的结果。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当前应该采取措施,顶住压力,避免短期内人民币快速升值。

记者:您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关系？

约翰•罗思义:美国一直试图弱化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试图维护美元是唯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希腊债务危机正是美国企图使欧元走弱,对欧元施压的一个表现。金融危机之后,我认为美元仍然会逐渐走强,而欧元走势会弱于美元,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主权没有统一,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愿意把人民币作为它们的官方储备货币。因此,我认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然是起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20年后人民币有可能迎头赶上美元。

记者: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新的困难和压力。您认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与挑战是什么？

约翰•罗思义: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在防止通胀的同时如何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经济拉动转向国内需求。其他宏观方面的风险包括刚才谈的人民币被迫突然和快速的升值,中国投资下降以及外国投资转而流入其他国家。

微观方面的风险有阻止中国公司跨国收购资产和阻止对中国的技术转移。至于一些媒体鼓吹的中国正在制造危机,以及一些诸如中国有巨大的资产泡沫,印度经济增长将超过中国等阻止外资流向中国的论调是非常愚蠢的。外资的流入并不是当前热钱泛滥的主要构成部分。

记者:如今,国内外形势变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一些挑战。在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要注意哪些问题？

约翰•罗思义:中国企业规模相比主要竞争对手仍然小很多,在海外投资方面,中国直接对外投资额按占GDP的比重来看,目前是主要国家中最小的,只达到GDP的2.9%左右,远远落后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巴西。在我看来,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主要瓶颈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管理质量,这就涉及品牌的整合、企业文化的培育、营销的创新等,而管理经验的获取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资金“硬件”方面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储蓄水平高。但是“软件”存在严重不足,比如不注重品牌战略。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制造附加值越来越高时,该企业就必须越来越重视品牌、营销、广告、设计等。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规模而言,中国拥有大量的制造企业,却尚未建立起特别著名的国际化品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与意识形态障碍,一方面是东道国会对外国企业收购本地公司态度强硬,而在东道国建立全新的公司就不会遭到太多阻碍。如果丰田当时想收购美国的克莱斯勒或者福特公司,就会非常困难,甚至从政治层面考虑就被否定,但如果丰田或者尼桑在美国建厂生产汽车,就会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考虑。

记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会有怎样的变化？上海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策略？

约翰•罗思义: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后正向亚洲转移,向中国转移。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大型高增长经济体如今改变着国际金融市场,但这四个国家都没有可以匹敌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鉴于此,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兴起,这对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挑战。美国的股票流通市值曾经占到全球的大约60%,现在降到40%多。虽然美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值,但亚洲的股票市值所占份额正在逐步提高,目前亚洲总共的股票市值与美国几乎差不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亚洲,中国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总市值与日本东京不相上下,超过了香港。这是我通过对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有关各国或地区的股票市值数计算出来的。在中国内地,只有两个城市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或者北京。目前,中国政府的策略是打造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只有当人民币能够完全兑换时,上海才能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人民币不可能在短时间实现自由兑换,否则将非常危险。因此在过渡时期,香港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香港开展一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离岸业务以及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业务。

中国打造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发展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据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储蓄额,2009年绝对值超过了美国,这是一则轰动性的新闻,也是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过去150年里,美国一直拥有最多的储蓄额。这意味着外部对中国有大量的借款需求,这有助于中国的资本流出,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另外,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不仅需要大型银行、保险等金融集团,还需要大规模的辅助性服务企业。目前,上海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大概只有27.5万人,而纽约或伦敦则有100万人左右从事金融业或者相关行业,其中只有25%的人直接做金融业务,其余75%从事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评估等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上海对金融人才方面的准备目前看来明显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机制,吸引与培养更多的金融人才。

记者:作为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有哪些成型的做法可资借鉴？

约翰•罗思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风险管理要好于纽约和伦敦,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就看到纽约和伦敦的风险管控有多糟糕。有人说,比起纽约和伦敦来说,中国的金融产品不够丰富,但我们看到纽约和伦敦丰富的金融产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被证明并非那么好。我认为,创造出太多的金融产品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能管控好风险,将会十分危险。有意思的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大型银行都是国有控股的银行。目前看来,国有银行体系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比私有银行体系更成功。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硬件环境很不错,但软件环境就差很多,对此我表示赞同。

伦敦在大众金融教育的培训以及城市形象的推广方面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比如,伦敦、纽约每年都会投入5000万美元左右的预算用于城市的宣传,并且有专门部门进行宣传。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有些方面还是缺乏,上海的品牌推广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而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城市品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