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利益就在于摆脱“缺陷”，即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的商品和资产的人民币计价，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绝大部分的汇率波动风险，赢得全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动权。

——《第一财经日报》对话上海交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其历史意义，但由于错过了2006年前后的改革机会，如今银行业重整旗鼓，仍然要花费大量的改革成本。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上海交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

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已成为居民储蓄转化为高成长新兴产业投资的瓶颈，需要积极推进行政垄断型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潘英丽教授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题为《金融转型已刻不容缓》文章

我国外汇所面临的重大损失，其次是国际战略空间上将受到挤压，最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 

——潘英丽教授在2012年3月10日交大安泰EMBA管理论坛杭州站提出“三重风险论”        

中国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个性化，这就要求生产体系要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的生产体系。在生产体系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小企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细胞。为适应这一趋势，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经济社会体制需要做出重大变革。

——潘英丽教授在《学者笔谈》中指出          

正如克强总理指出的那样，防范危机的政策必须同时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而“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因此，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选择需要处理好反危机与去杠杆、促转型与稳增长的关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选项：第一，通过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方式，促进企业重组和产业升级；第二，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加快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第三，大力发展国债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扩大在环境整治、高新技术产业、年轻化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最后，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基础性的市场条件。

——潘英丽教授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7-2018年将是美国的财政状况最好的，底下财政收入与经常性支出线粘在一起了，也即正常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但是仍然有5个百分点由利息支付构成的赤字。再往后，它的经营性财政收支又出现赤字，并且不断放大。特别是利息支付出现不可逆转的加速增长态势。所以从美国财政角度看，我个人认为2018年，美元将进入“十年贬值期”。（原文链接：http://news.163.com/16/1215/19/C8BMQ91R000187VE.html）

——文章刊登于 澎湃新闻网 2016年12月15日

自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相关指标均有大幅提高。如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笔者认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布局，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建设金融交易网络为辅。我们需要构建既能增进国内外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又可便利人民币跨境自由使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原文链接：http://www.sohu.com/a/201862568_184153）

——文章刊登于《中国外汇》2017年第21期 

东北振兴需要“增量改革” 。笔者认为，以往东北振兴政策未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资源被旧体制（特指根植于本地文化深处的隐性体制或潜规则）吞没。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是有效组织社会资源进行投资和生产的微观主体，东北缺乏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是东北塌陷的直接原因。以往中央政府所给的地区发展政策只是提供资金或增量生产资源，未能对培育有效率企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东北振兴需要将重心放在营造有利于现代企业组织发育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上。（原文链接：http://www.acem.sjtu.edu.cn/faculty/teacherview/31771.html）

——文章刊登于2017年09月06日【秦朔朋友圈】